30多年高速增长后 寻找下一轮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增长条件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必须进行艰苦的增长(发展)方式转型。

刺激政策不是增长动力；“三驾马车”也不是增长动力；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落差和民营经济成长都是增长空间，但也不是增长动力。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增长动力到底是什么？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已经发生转换，只有深刻地把握这种转换，并在此基础上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才能从根本上决定增长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走出误区：什么不是增长动力

刺激政策是反周期政策，只能短期使用；“三驾马车”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落差和民营经济成长并不必然地推动经济增长。

谈论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陈宪并没有直接入题，而是先从什么不是增长动力谈起。他认为，在讨论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之前，有必要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误区。

“刺激政策不是增长动力。因为刺激政策是反周期政策，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平稳、不大起大落而采取的外部干预。”陈宪说。如果将刺激政策误认为增长动力，就像依赖兴奋剂维持人的精神一样，最终将使经济崩溃。而且，刺激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它一旦被长期化，恶性通货膨胀或滞胀就将是必然的代价，这方面全球经济史上有过惨痛的经验教训。

作为GDP(国民生产总值)支出或需求结构的三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的“三驾马车”，更容易被看作经济的增长动力。“这个看似形象的说法，容易造成对增长动力的误解，好像经济增长就是由这‘三驾马车’拉动的。实则不然。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经济主体行为的统计结果，它们分别产生对增长的贡献，但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城市化、产业升级、地区间落差和民营经济成长，这些经济术语时常被形容为经济增长推动力。但陈宪认为，它们都是增长空间，也不是增长动力。它们都将在某种动力的推动下，形成对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并不必然地推动经济增长。

探寻真相：经济增长动力如何构成

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多因素的：除了人们熟知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还发现，知识资本、产权保护、自由贸易、自然资源资本和成熟的金融体制，甚至先进的文化，如企业家精神都在影响并决定着经济增长。

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相似，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世界经济史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变得愈发复杂。

陈宪说：“在经济增长的早期，直接的投入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的数量及增长，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过，到了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发现，产出增长速度总是会超过投入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

当时，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索洛剩余”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投入增长速度的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因此由技术进步决定的生产率的增长是解释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的关键要素。随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进一步解释了生产率的变化。他认为，技术变革的速度受到经济激励的影响，它是内生于市场体系的，内生技术变革可以解释科学发现、技术进步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当企业进行研发或其他技术变革时，对经济贡献了知识资本，知识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激发了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研究兴趣，他建立了一种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即创新，以对技术的试错，生产新产品，或以新技术、新方式生产旧产品，以此来改进生产方式、推动经济增长。

陈宪认为，这三位经济学家找到了推动经济增长根本的、持续的动力：技术进步、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

此外，推动经济增长还有一些其他动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事实的进一步观察发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是多因素的。‘索洛剩余’的方法存在着不足，因为它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以外的因素都当作技术进步来处理。知识资本、产权保护、自由贸易、自然资源(资本)和成熟的金融体制，甚至先进的文化，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文化要素，都在影响并决定着经济增长。”

反观当前全球经济不难发现，发达经济体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增长动力，或者说在未来较长时间增长动力不确定。从理论上说，它们最根本、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是技术进步、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陈宪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在增长乏力的同时，还要紧缩开支，这尽管必要，但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能够拯救发达经济体乃至全球经济的“良方”，就是推动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但是，由于受制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它们又不可能不期而至。这或者是观察全球经济当下困境及未来转折的基本视角之一。

寻求答案：哪些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技术进步、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根本的、持续的动力。

一个经济体能否保持中长期增长，主要由增长空间、增长动力和增长环境所决定――

从增长空间看，中国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9、欧洲的1/6，人均资本存量不到美国的1/10、是韩国的1/4，中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从增长环境看，主流判断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说国际国内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综合作用，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机会，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影响；唯一让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在经历30多年高增长后，经济与社会结构中存在较多矛盾和问题，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在哪里？

中国经济同样遵循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陈宪认为，结合中国实际，技术进步、知识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根本的、持续的动力。“为什么说美国在当今发达经济体中，仍然有着比较强劲的增长动力，就是因为在这三方面，它还有着不可小觑的优势。而中国在这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其决定性因素是激励机制。一般地说，只要产品和要素的价格信号健全、价格机制有效，经济体系内部就存在着对市场主体的激励。然而，技术和技术变革有着外部性，其激励机制有着特殊性。不能较好地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技术变革的原创性及其活跃程度都将受到影响。中国目前的现状就大抵如此。

教育的规模固然决定知识资本量的积累，但是教育的质量决定着知识资本积累的效率。因此，教育质量以及决定教育质量的教育模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性变量。知识资本还取决于后教育阶段的培训和各实践环节。这些实践环节主要就是指技术变革，也就是说，技术变革与知识资本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表现在：企业家具有将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并形成资本的能力；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是吸纳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的主渠道；企业家通过对需求的不断“试错”以发现市场，由此促进消费增长。苹果公司的案例强有力地说明，企业家是创造市场、刺激消费的源泉；企业家通过自身的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升级，增强出口的竞争力。中国目前尚缺乏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土壤和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经济中政府扮演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然而，在经济活动这样的竞争性领域，政府投资会替代和挤出民间投资，政府干预会替代和挤出企业自主经营，这对于经济增长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