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刊发学者文章，解读西方的“中国观察”沧桑历程，文章从冷战时代的观察方式的回顾写到现今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现状，认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历史性成就。许多抱有偏见的中国观察家，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解释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观察”是一门神秘的艺术。按照传统定义，它主要是指冷战时期包括记者、安全或情报机构的分析师，以及学者在内的“中国问题专家”所从事的现代中国研究。
由于中国观察后来被加上了含有贬义的标签，我们不知道用“中国观察家”来称呼像史华慈(Benjamin Schwarz)、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弗朗茨?迈克尔(Franz Michael)、施伯乐(Robert Scalapino)、鲍大可(A. 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an Pye)、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以及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这些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否合适。但在冷战时期，这些大师的许多学生，肯定会被归入“中国观察家”之列。
“中国观察”这一行当的主要目标，是为外界解释或“破译”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主要针对短期事件而不是其长期发展。
西方记者和分析师在20世纪60年代，集中到香港收集关于中国的信息并寻找中国政治的线索。观察家从官方宣传物、境外新闻和报道中追寻中国政治的蛛丝马迹。
这种“中国研究”到底还是没有真正学术意义，因为一个典型的“中国观察家”，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中国：他们没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分析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利用系统的数据和观察资料来检验这些假说。一个中国问题观察家常常会出于一些成见和个人的偏见，把目光集中在各种负面报道或是问题上；而一个真实的中国学者应有的态度是中立和客观的。
因此，那时候的“中国观察”充其量是一种不精确的艺术，几乎不值得被称为“汉学”。这种研究是很像冷战期间欧美学者为了观察苏联局势而发明的“克里姆林宫学”(Kremlinology)。总之，无论是“中国观察”，还是“克里姆林宫学”，基本上都是冷战的产物。
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
随着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老式的中国观察逐渐不被采信，声望日衰。冷战中的中美对立一旦开始放缓，中国观察家不得不改弦易辙，在新的环境下为中国观察寻找新的价值和角色。
在此期间，一群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美国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在1968年成立了“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该委员会的学者，对亚洲研究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挑战，这其中就包括作为冷战学术之一的中国观察。这种学术被认为是美国政府促进其在亚洲霸权政策和遏制中国的工具。
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些初出茅庐、前程远大的中国研究学者，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包嘉树(Richard Baum)，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谢淑丽(Susan Shirk)。他们对“中国观察”的一些基本前提，特别是对其非学术化的资料收集方式，以及在分析事件和作结论时所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提出了质疑。
就在尼克松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开始前不久，周恩来以“乒乓外交”为契机，选择性地邀请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到中国访问。受邀者包括一些年轻的CCAS成员。结果，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学者走向另一个极端。
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选择了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道路，随着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也逐渐改善，中国观察已经失去了其冷战定义下的存在理由，其运作模式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越来越多地由年轻学者构成。他们不仅接受了更好的社会科学训练，而且能够接触到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数据与信息。同时，许多老一辈学者和记者开始纷纷退休，或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没有冷战意识、真诚而勇于探索的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
一个最为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并在海外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年轻学者，加入了中国问题专家的行列。这一代年轻人具有在中国最动荡的年代里成长的体验。中国观察这一领域由此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老一辈中国观察家和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存在巨大差异。许多老一辈美国的中国观察家，对麦卡锡的反共主义记忆犹新，为了表示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与忠诚，唯恐被贴上“共产党同情者”的标签，他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共产党政权的敌视。老一辈学者在意识形态上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右倾。冷战结束后，年轻的中国学者最终开始避开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以一个更加开放的心态研究中国。
其次，老一辈中国观察家，大多把注意力投向1980年之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一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焦点，最初是中国在1980年以后的改革与发展，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又将研究转向中国崛起的区域与全球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老一代学者限于利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筛选公开出版物中的信息，记录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则可以获得更系统的数据和信息，并采用更先进的分析工具加以分析。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中国问题观察家，可以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工作和进行访谈。无论是看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材料，中国研究领域的代际变化都是惊人的。因此可以说，“中国观察”正在恢复它的正确名称为“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观察的遗产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观察”？由于“中国观察”不是真正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我们需要的不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其成果，而是要将其当作一种政策工具，评价它对政策制定的贡献。毫无疑问，在冷战期间，“中国观察”对西方媒体的贡献很大：无论它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它至少告知了公众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它主要被西方国家政府用于制定其对华政策。在冷战的高峰期，数以百计的“中国问题分析家”，曾受雇于美国情报和国防机构，负责监控中国事态的发展。
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政策工具的中国观察实际效用如何？它作为预测工具的价值几何？如果我们让为数众多的老资格中国观察家回来做一个自我表白，他们大概会毫无犹豫地承认，尽管他们基于当时可提供的资源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他们的行当终究是没有预测价值的。
具体来说，无论是论研究者的数量、数据库的规模和知识积累的多少，美国迄今为止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投入的资源都是首屈一指的。
尽管如此，中国观察在当今的现代中国学研究领域，留下的遗产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一位典型的资深中国观察家，在实践中学会了必须非常耐心、细致地收集基本信息，在接收官方的说辞时极为谨慎，而且会极为小心地评估和解释官方出版的信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许多青年学者对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不以为然。但是，这种细致甚至繁琐的数据收集方法，对于区域研究这样的实证学科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作为冷战的学术产物，以前的中国观察的对象主要定位为“共产主义问题”，所以特别强调中国发展的消极方面。这对于今天的西方媒体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西方媒体仍然倾向聚焦和报告中国的消极方面，夸大中国面临的问题，有时甚至有断章取义之嫌。例如，许多西方评论家还是使用双重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不是“和平”，而必须是破坏性的。中国的对于邻国的外交新举措，通常被解释为“过分自信的行为”。当中国的经济增长从10%放缓至8%(仍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增长表现)，这种放缓居然被命名为“硬着陆”。
诚然，学术研究必须专注于问题，一个优秀的学者，必须以怀疑态度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作为研究的起点。但是，今天太多中国研究者仍然继承了过去的偏见，延续他们的“在中国发现问题”的研究思路，不分青红皂白地致力于寻找官方来源以外的“替代性解释”。这导致了对中国的发展，缺乏多元的意见和持平的解释。
以中国的经济崛起为例，中国在过去30年持续两位数的增长，已经使之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脱贫的人口超过了历史纪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历史性成就。许多抱有偏见的中国观察家，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解释过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过，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一个持平的判断，这本来就不是“中国观察”的初衷。(黄朝翰 黄彦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