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老龙村张术明的堰塘边，上千斤死鱼在烈日的暴晒下散发出恶臭。像这样每天打捞死鱼的日子，已经是第十天了。
水产养殖是我国渔业生产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占渔业生产比重还在不断上升。至2011年，全国渔业经济总产值已达1.5万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31.59%。全国像张术明这样的养殖业者，每天都承受着因自然灾害、流行疫病、环境污染及价格波动带来损失的困扰。
而张术明无疑幸运得多，成都作为全国少数开办水产养殖保险的城市之一，张术明去年在中航安盟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5000元水产养殖保险，按照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将按草鱼每斤4元进行赔付，张术明个人承担的损失额大大减少。
水产养殖户联名上书地方政府求渔“保”
“三年奔小康，一年赔精光。”这句在业内流行的顺口溜，成都彭州的水产养殖大户宋伦祥深有体会。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养殖池水断流和渗漏，宋伦祥所养殖的淡水鱼全部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万元。
在宋伦祥的组织下，养殖户联名向当地政府上书，建议开办渔业保险业务。与此同时，一份由中航安盟保险提交的关于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调研报告，为成都市政府探索水产养殖保险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由政府支持、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水产养殖保险试点模式。2010年8月，成都市正式印发《2010年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首批在彭州市等5个区县试点政策性水产养殖保险。到2011年，成都市试点区（市）县扩大到9个，2012年扩大到12个。
政府+公司合作推出水产养殖保险成都-安盟模式
保险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开展水产养殖保险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水产养殖是一个高回报、高投入的行业，风险赔付往往是巨额的；二是诱发水产养殖风险的因素很多，既有气候因素，又有环境因素，既有疫病风险，也有自然灾害风险，发生风险的频率较高；三是我国水产养殖户绝大部分是农民，经济条件有限，保费支付能力不高；四是水产养殖专业性强，保险产品的定价和查勘定损工作难度较大。
福建省渔业互保协会承保部的王建桥说，“按照5%的费率算，就意味着20年出一次全险的话，所有的保费都要赔进去，还不包括工作经费。”
中航安盟保险公司在成都却闯出一番天地，其四川运营中心总经理阮江介绍说：“在成都市政府支持下，我们引进了法国安盟成熟的渔业保险经验，创建了成都-安盟水产养殖保险模式。承保淡水鱼品种达20多种，包括金鳟、鲟鱼等高价值冷水鱼品种。责任范围涵盖地震、泥石流、洪水等10多种自然灾害，34种常见渔业养殖疾病及其他爆发性流行性疾病，另外还承保因各种水域污染、意外事故和浮头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到2012年，投保农户达到1600户，承保养殖面积25218亩，承保养殖鱼类7722万斤，保险金额3.2亿元，目前公司水产养殖保险覆盖率已超过成都市养殖户的65%。”
成都-安盟水产养殖保险模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都市及其辖县区政府的财政支持解决了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之间的矛盾。
成都市水产养殖保险保费实行市、县政府和农户共同分摊原则，农户只用承担较小比例。按照2010年的承保方案：市、县两级财政承担72%，农户仅承担28%。2011年，农户承担比例进一步由28%降至23%。
在产品定价方面，初步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门、保险公司、养殖户三方协商机制。政府每年会根据全市渔业保险承保经营情况调整定价，以控制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保险的利润水平。
“我们养一亩草鱼应交保费410多元，但政策补贴后我们只需交47.5元。”双流万户渔业合作社副理事长唐福元对记者说。
水产养殖保险推广亟需国家财政大力支持
“虽然成都—安盟水产养殖保险在成都试水成功，但推广起来较难。”中航安盟保险副总裁拿有黎认为，水产养殖保险需要政府补贴支持，而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在一些农业大省、农业大市、农业大县，由于财力有限，难以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这对水产养殖保险的推广造成难度。而在法国，当地渔民会视不同产品得到50%～80%的政府保险补贴，分别由欧盟和国家层面提供，不受地方财力的影响。
另外，他还认为，成都—安盟水产养殖保险模式受补贴力度影响，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围窄。目前，在成都渔业保险只保水产品成本，以维持再生产，还没有达到保收入、保生活。法国渔业保险是根据水产养殖产品市场价格确定保险补偿价格，使渔民在灾害中的大部分损失可以得到补偿。水产养殖保险还能发挥保障市场食品安全功能，在法国，许多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已成为市场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
渔业生产资产投资较大，由于我国渔民大多可供担保的财产有限，难以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未来，可充分发挥渔业保险综合金融服务功能，通过创新保险方式帮助渔户获得各种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