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最喜欢去的饭店就是“唯一轩”（The Monogamous Chinese）。这家饭店的特色就是北京菜和四川菜的混搭，而店名是为纪念弘治（Hongzhi）而取的。弘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始至终都忠于自己妻子的皇帝。可以说，在清朝没落后，对婚姻忠诚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社会坚守的道德准侧。但是中国的婚姻模式在其他很多方面都很有特点。我仍在等待另一家能够与“唯一轩”一较高下的饭店，这一饭店或许可以叫“高攀轩”（ The Hypergamous Chinese），以此来体现当下中国女性普遍的结婚趋势。
高攀婚姻（与比自己有着更高社会地位的人结婚）一词收录在最近的一篇来自钱跃（Yue Qian）的硕士论文中，此人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学位申请者。虽然大部分的中国新婚者跟其他地方的一样有着相似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但中国女性与比自己接受更高教育的男性结婚已经越来越普遍。而通常情况下，中国男性大多与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结婚。根据钱跃的统计，有55%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男性与比自己学历低的女性结婚，而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中，只有32%的人与比自己学历低的男性结婚。
一位学历较高的女性解释了男性女性在上述做法“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会导致什么结果。玛丽·凯·玛吉斯塔德（Mary Kay Magistad）在国际公众电台（Public Radio International）中引用其解释：
“有一种观点认为拥有A级素质的男性会寻找B级素质的女性，B级素质的男性找C级素质的女性，而C级素质的男性会找D级素质的女性……这样，被剩下的就是A级素质女与D级素质男。”
“高攀”这种社会惯性扭曲了中国的婚姻市场。而“厌女症”则是另一种扭曲因素。在中国，由于仍然存在较多的选择性堕胎，男性的数量比女性多很多。这种失衡的性别比例对于女性选择配偶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她们在婚姻市场中“讨价还价”的能力。本周，《经济学人》要讨论中国男性吸引异性可以采取的方法。
买房是男性能够突显自己的一个普遍的方法。根据一家市场调研公司地平线研究和咨询公司（HorizonResearch & Consultancy）的一份报告，大约四分之三的适婚女性认为在结婚前会考虑对方有没有能力为其创造一个家，这份报告是在2012年针对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年轻人作出的。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畸形的婚姻市场或许也扭曲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根据一份被广泛引用的研究，由于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不断增大，中国男性会使尽浑身解数来赢得新娘，这或许能够解释中国城市商品房价格由2003年增加到2009年的48%这一事实，这份研究是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韦尚金（Shang-Jin Wei）、国际食品研究所（IFPRI）的张晓博（Xiaobo Zhang）与清华大学的刘寅（Yin Liu）共同得出。
尽管从数量上看女性赢了，但是其输在了时间上。超过30岁的女性的婚姻率急速下降（见下方摘自钱跃论文的图），而男性则没有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的解释就是“另类高攀”，那就是年纪稍大的男性通常会青睐年纪较小的妻子，但是年纪稍大的女性很少与年纪较小的男性结婚。根据钱跃的论文，男性与更年轻配偶结婚的几率几乎是女性的50倍。这种“年龄上的高攀”对女性的婚姻前景不利。这说明年轻女性的婚姻机会更多：她们不但有许多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性可以选择，而且可以与比自己年纪大的男性结婚。但这打击了年纪稍大的女性的机会，她们必须与年轻女性竞争与自己年纪相仿的男性。
其结果就是年轻女性的初婚率比年轻男性高得多。但是30岁的未婚女性可以结婚的可能性比30岁左右的男性低，尽管这个年龄阶段的男性数量比女性多。那些不会早结婚的女性通常都不会结婚，特别是那些“A级素质”的女性。实际上，那些超过30岁自称有大学文凭的女性的结婚率比岁数相仿甚至没有高中学历的男性低。
这种“婚姻挤压”现象迫使女性必须在27岁之前结婚。清华大学的博士在读生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称，女性的这种压力甚至比男性买房结婚的压力更大。最终，尽早结婚的紧迫性比希望嫁得好的愿望更加重要。
在某种程度上，这对于在中国让人喘不过气的房地产市场中挣扎的单身汉来说或许是一种安慰。洪理达博士曾经听到有人对面临着未来岳母“购房攻势”的年轻男性作出的一个现实而残酷的建议：
女儿一到26岁就会进入危机时期。而只要她踏入28岁，这种危机感就会变成害怕和恐惧。所以，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延迟婚期，直到自己的女朋友有27或28岁了，那么你的“丈母娘”就不会对你有诸多怀疑和挑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