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8月14日报道，英国媒体称不应以GDP作为衡量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
《金融时报》8月14日发表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文章称，北京理发店服务和伦敦性服务的价格有何共同点？答案是：依据对它们衡量方式的不同——更贴切地说是是否衡量——你可以或扩大、或缩小中国和英国经济的规模，就像拉手风琴一样。
今年4月，统计学家们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他们之前认识到的水平。实际上，中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比预期要早许多年。原因呢？统计学家们之前高估了各类商品服务的价格，从理发到面条都不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中国人的购买力，于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的规模。
6月，英国的统计学家们也玩了一通魔术。他们声称，英国经济规模——当然，只有中国的一小部分——比之前认为的水平高5%。这就好像是他们突然在英国的沙发背后又发现几十亿英镑的年收入一样。英国人的解释更简单。除了对计算方法做出调整之外，统计学家开始计入卖淫和违禁毒品的“经济贡献”。
GDP这个术语已经无处不在。它是我们衡量经济成功的方式。人们以GDP大小来评判各国。经济创造GDP的效率可能决定政府的兴衰。从债务水平到制造业贡献率的一切东西都被拿来与GDP对比衡量。GDP是地球转动的动力。但它到底有什么意义？除了一些专家之外，大多数人对它只是一知半解。事实上，你对GDP（它是现代生活最具核心意义的概念之一）钻研得越深，就越难以掌握它。黛安娜•科伊尔最近花费一整本书的篇幅来探讨这个话题，用她的话来说，“GDP是生造出来的实体”。
科伊尔捍卫GDP作为理解经济的工具的作用，只要我们清楚GDP的局限性。不过，当我与她通电话时，她却对每季度GDP数据公布时的“定时胡闹”和“公共仪式”感到好笑。虽然这些数字往往存在误差幅度，屡被修正，但我们却为它赋予重大意义，就像神父对礼拜的重视一样。
科伊尔的书名《GDP：一段简短而深情的历史》(GDP: A Brief But Affectionate History)无疑表明了她对GDP这一概念的基本拥护。但她警告道：“世界上不存在GDP这种实体，等着经济学家去测量。它是人工创造出来的……是一种抽象，将钉子、牙刷、拖拉机、鞋、理发、管理咨询、街道保洁、瑜伽教学、盘子、绷带、书籍和其他成百上千万种服务和商品加总起来。”因此，GDP的衡量者做的不是测量山体质量或地球经度这样的科学工作，而是从事相当于想象的工作。
GDP的概念出奇之新。类似现代概念的国民经济核算账户第一次出现，是在1942年的美国。之前政府不愿费工夫衡量经济的规模，也不是什么怪事。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因此，经济规模几乎完全是一国人口的函数。182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活动的一半左右，完全凭借的是人口数量。
白俄罗斯裔美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常被归功在20世纪30年代首创GDP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对GDP持强烈的保留意见。科伊尔说他做了大量工作，但概念上说，他想要的是不一样的东西。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请求库兹涅茨设法精确描绘危机后的美国，当时美国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衰退。罗斯福希望通过公共设施支出来提振经济。为了说明该做法的合理性，他需要的不只是碎片式的信息，例如货车负荷或赈济处排队的长度。库兹涅茨的计算表明，美国经济规模在1929至1932年间减半。这一计算结果是可靠得多的行动依据。
库兹涅茨对待数据十分谨慎。但究竟应当衡量哪些指标？他倾向于只囊括那些他认为对社会福祉有贡献的活动。他认为，既然战争明显损害人类福祉，为何还要计入军械支出之类的东西？他还打算扣除广告（无用）、金融和投机活动（危险）以及政府支出（重复，因为它只是税收的循环）。人们消费的海洛因越多，妓女接客越多，经济就越健康？他恐怕不会为这种想法激动。
但库兹涅茨输了。现代的国民收入账户将军售和投资银行活动双双囊括在内，也不区分社会“正物品”（例如教育支出）和社会“负物品”（如赌博、卡特琳娜飓风过后的重建或预防犯罪）。（那些没多少犯罪活动的国家，就只能错过与犯罪相关的经济活动了，比如安保和修理破窗户。）GDP是不考虑道德的。它被简单定义为特定时期内所有产出品的货币价值。
关于GDP，第一点需要了解的是，它是流量指标而非存量指标。高GDP国家为了收入最大化，可能会长年累月地对基础设施进行灾难性的消耗。机场老化、公路破旧的美国，时而因此受到指责。
科伊尔认为，GDP“体现不出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权衡”。创新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金属等有限资源的替代品，但GDP不考虑可持续性。这就让我们容易受到“引爆点”的影响，例如鱼类资源的突然枯竭。
事实上，GDP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它对服务业的统计非常糟糕。考虑到服务业占据许多发达经济体产出的三分之二，这确实是个问题。统计学家擅长衡量那些实实在在、掉下去能砸到脚的东西，比如砖头和钢筋，但他们不擅长衡量景观园艺、喷气式发动机服务合同或合成衍生品等无影无形的东西。如何比较巴西脑科医生、德国机械师和尼日利亚投行家的产出？
再说回北京理发的例子。由于你无法知道每次理发的价格，就需要抽样。你可能会下结论说，在北京理一次发的平均价格是纽约的一半。但你如何知道，你比较的两样服务是否具有可比性？你是否评判理发的质量，理发师的技术，装饰的明亮程度？剪发过程中插科打诨的好坏，是否要考虑在内？我们应以每天照顾的病人数量还是护理的质量优劣来评判护士的效率？从严格的力学意义上说，要想增加爱乐乐团的效率，可以让他们以两倍速演奏协奏曲。
你可以辩称，这种说法不得要领。服务的价值是市场愿意承受的价值。没有人肯花钱听一场加速演奏的管弦乐队演出。但有一项更根本的问题：一项特定的服务越多，是否就越好？我们衡量GDP的方式正体现了这种想法。以银行业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业规模急剧增长，到2009年已达到GDP的近8%。（部分原因是对银行业衡量方式的变化。）但正如我们后来发现的那样，银行业扩张不一定是好事。银行业之所以取得如此规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越来越有能力创造“复杂”产品，而事实证明其中一些产品是有害的。考虑到危机之后的漫长衰退，你有理由认为金融业的扩张破坏了GDP，而不是创造了GDP。如果按库兹涅茨提议的那样将银行业剔除出GDP，而不是将它计入GDP，说不定金融危机永远不会发生。
医疗行业是另一个例子。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8%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保险、膨胀的药品价格和没有必要的医疗程序所占据。但如果从预期寿命和健康生活年数来看，结果并没有显著好于那些医疗支出仅有美国一半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发问：如果医疗支出对GDP的贡献减小（而不是增加），美国是否能过得更好？
如果说有些服务被过于强调，那么有些服务则根本没有被考虑。GDP主要考虑经过买卖的东西，大量不涉及买卖的活动完全没有得到体现。最明显的是家务。家庭烹饪、清洁、养育子女和护理家中老人或残疾人，完全没有被赋予货币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此类活动（通常由女性完成）的价值被低估了。此外，它也很难估算。但不将家务考虑在内，在一定程度上是荒谬的。在日本，政府倡导让更多女性参加工作，以提高GDP。从很多方面讲，这都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仍然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实验。设想一下，许多名义上未就业的女性在照顾儿童或年长亲人。现在规定，每名女性应在邻居家工作，照看邻居的孩子或父母，按时收费。日本GDP将在一夜之间增加。但就实际完成的工作而言，没有任何变化。唯一的不同之处是，老爷爷会对照顾自己的陌生人感到奇怪，而政府将找到新的税收来源。
不平等加剧（它在发达经济体引起了突然而急迫的关注）是总体增长率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状况的另一原因。几十年来，美国经济的表现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优秀的。但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罗伯特•赖克表示，美国经通胀调整的工资中位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再无增长。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几乎尽数归于顶层的1%富人。如果不属于这个精英阶层，那么美国GDP增长向好也与普通美国民众无关。
另一方面，科伊尔表示，GDP尤其不擅长衡量现代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创新。如果你今天购买了一台电脑，它的计算能力是你一年前所买的电脑的四倍，但花费相同，那么换言之，你过得更好了。
正如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在近期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产品的价格——如在线音乐、互联网拼车、维基百科、太阳能、Skype——正趋于零。如果经济活动不索取价格，如何衡量它的价值？不是很久以前，百万富翁还会死于缺乏抗生素，如今抗生素却便宜得很。就算你所生产东西的市场价值并没有上升，但如果人们活得更好、吃得更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那么应当说，社会变得更优越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近乎哲学的问题：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增长？随着人们渐渐认识到，GDP未能充分把握住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一个以不同方式衡量进步的迷你行业应运而生。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曾委托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在内的顶尖经济学家探索更好的方法论。他们的报告《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得出结论称，我们对经济福祉的标准衡量方法并不称职。更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过度关注GDP可能将政策制定者导向错误的方向——如扩张银行业，忽视教育、医疗等更为基本的东西。他们总结道：“如果衡量标准错了，那我们将为错误的目标而奋斗。”
著名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对“增长神话”——即把追求GDP奉为最重要的事和终极目标——进行了更认真的探索。他与儿子、道德哲学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Edward Skidelsky)合著了《赚多少算够？金钱与美好生活》(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一书。书中探讨的问题是，在富足社会中，是什么驱动着人们追求更多的财富，尽管他们知道，这无法带给他们更多的幸福。
斯基德尔斯基父子承认，穷国需要增长才能赶上西方生活水平，但他们疑惑，为何富足社会也如此执迷于增长？他们的出发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于1930年的论文《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凯恩斯在文中假设，随着消费达到一定水平，更努力工作的动力将减弱。（GDP的另一缺陷是，没有计入人们工作的时长。）凯恩斯认为，在富裕时期，人们将自然而然地放弃更多消费，转而追求闲暇。他的想象是，到我们当今的时代，人们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每周15小时。
几个月前，我在香港见到了老斯基德尔斯基。我问他凯恩斯的理论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坐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露台上。就在我们说话时，直升机腾空而起，载着赌客去澳门玩百家乐纸牌，他们将在赌桌上努力赢更多的钱。为什么人类如此贪得无厌？斯基德尔斯基表示，一个原因是欲望是相对的。金钱带来地位。因此拥有“足够”意味着拥有的比其他人多。如果每个人都富裕，那么我们都会飞到自己专属的加勒比海胜地，结果发现海滩全都是与自己一样穿着考究的人们，无人愿意侍奉我们享受马丁尼酒和法国小食。另一个原因是不平等。斯基德尔斯基表示，五分之一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英国政府的想法不是更好地再分配财富（斯基德尔斯基提倡通过基本收入制实现），而是把蛋糕做大。他表示：“这是无休止、无目的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