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0月29日电 （远达）美国媒体称对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国并不是个好地方。
《纽约时报》十月发表了德国《每日镜报》(Der Tagesspiegel)的评论版编辑安娜·绍尔布赖(Anna Sauerbrey)撰写的文章称，如今，德国拥有很多名号：清洁技术的领军者、制造业的引擎，以及欧洲的外交政策中心。然而，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对它有了另一种成见——一个勒德派之国。
说实话，对于大型科技公司而言，如今的德国并不是个好地方。即将就任欧盟负责数字经济与社会的委员的德国官员京特·H·厄廷格(Günther H. Oettinger)攻击谷歌在欧洲的影响过大，还表示希望能“削弱”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在柏林，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正在调查，德国是否能把谷歌列为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将其纳入严格的国家监管的范畴。
在咖啡馆或啤酒屋提到谷歌时，德国人往往会用上负面词汇。人们经常称之为“章鱼”。即便是像斯普林格(Springer)——德国最大的出版社——首席执行官玛蒂亚斯·德普夫纳(Mathias Döpfner)这种在国际商界地位显赫的人物，都说他“害怕谷歌”。
事实上，德国人并不害怕科技。德国人也不讨厌美国。正好相反：苹果每有新品发布，德国媒体就会为之疯狂，德国人则会在苹果旗舰店门前排起长队。大多数德国人每天都会使用谷歌服务和Facebook，可以驾轻就熟地搜索词汇或者回应加为好友的请求。
在德国政界，“硅谷”是一个神奇的字眼，一个柏林向往成为的地方。德国的议员和商界领袖希望自己看起来非常酷、或者想寻找灵感的时候，也会前往硅谷。在为一本关于硅谷的新书进行推介发言时，加布里尔的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向往。他告诉观众，90年代末他第一次去硅谷时，漫步在帕洛阿尔托的街道上，四处寻找惠普起家的那间车库，觉得空气中弥漫着创新的魔力。
这是怎么了？德国怎么会对科技，对科技公司，既爱又怕呢？要理解这一点，关键是要看到在表象之外，它们所代表的企业模式。
这个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这些正在欧洲市场上掀起风暴的硅谷企业——之前是初创公司，现在是巨头——与生俱来的经济文化。要创办和发展这样的硅谷科技企业，需要有一种特定的自由意志主义牛仔心态，把障碍和规则抛诸脑后。
硅谷既不害怕罚款，也不怕政治谴责。它投入了大笔费用，在布鲁塞尔和柏林游说，但是它发现民主政治进程过于缓慢，于是便在同时按自己的规则办事。
正是这种无政府主义，让德国人变得这么神经质。一方面，德国人乐意变得更像硅谷科技企业那样：更无所顾忌、更积极进取。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的力量，也让德国人（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德国当然会这样，因为这挑战了德国人对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德国选民和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永远甚于对任何私人企业的信念，无论这家公司多么坚定地声称自己具有善意。对于重要的国家机构——联邦议院、法院和警察——德国人的信任度往往远高于美国人。
主要党派，无论左右，都不会呼吁缩减政府的规模；唯一主张这么做的党派是自由民主党，它弱小到无法在联邦众议院获得哪怕一个席位，连要在州级选举中出线都不容易。世道艰难的时候，美国人对国家的信任往往会下降，而德国人的这种信任却会增加。当有问题出现，德国人就会指望“祖国父亲”保护他们。
像硅谷公司带来的那些“颠覆性”商业模式的挑战，也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像加布里尔这样的政界人士——他曾说过：“我们必须驯服硅谷资本主义”——德国之所以跟硅谷高科技公司过不去，原因就在于，这样做铁定可以帮他们赢得选票。即使是那些一般会支持放松监管的政界人士，比如厄廷格，也知道指责高科技公司是个聪明点子。
硅谷公司想在德国取得成功，就需要遵从德国和欧洲市场的特殊性。德国热爱科技，但德国人希望科技公司以德国青睐的方式来提供科技服务。在德国，牛仔只应存在于电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