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在APEC峰会上，习近平倡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得到与会领导人支持，也与美国成功签订气候变化协议；随后前往布里斯班出席G20峰会，并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谈判十年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斐济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然后飞往新西兰访问。此外，李克强出席了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峰会，与缅甸签署价值80亿美元的协定，加强了睦邻友好关系。今年十一月是共和国历史上外交活动最为繁忙的季节之一，也是外交成果最丰硕的季节之一。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布局更加完善，气势更加恢弘，影响更加扩大，道路更加宽广，突显出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国际社交舞台中的说话分量越来越重要，中国由此进入世界领袖圈的“大国外交”的历史新时代。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旧乏力，下行风险加剧，但亚太地区仍然被寄予厚望。在此情况下，无论是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还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长期保障，都要求加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10月24日，由二十一个创始成员国参加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为“亚投行”）备忘录的签署，是为解决亚洲各国基础设施融资难题，提速亚洲互联互通迈出的重要一步。习近平指出，亚投行是一种创新机制，有利于推动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投行的筹建和“一带一路”的提出体现了 中国“大国外交”的思维和智慧。包容性发展，开放式合作，是筹建亚投行和倡议“一带一路”的本质特征。所谓“包容性发展”，是指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应当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共谋发展，共享繁荣。所谓“开放式合作”，是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完全向区内外国家开放，不预设合作条件和门槛，不排斥和针对任何第三方，不谋求主导和一己私利。
实现互联互通是亚投行健康运营和“一带一路”顺利建设的基础内容。金融合作，无疑是构建这种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机制的重要环节。资本的无障碍大流通是金融合作的最为重要目的。要解决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难题，就必然要促进资本的合理健康的跨区流动。资本大流通的前提是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也就是要建立公平、统一的信用体系。
信用是一种借贷关系。二战后，这种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开始了社会化进程，已成为当代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先生提出：信用管理社会化，社会管理信用化。他指出，信用关系作为一种资本组合形态的社会化功能，就是创造更广泛的社会消费能力，这已被近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因此，“大国外交”需要信用建设来支撑。
积极倡导和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是中国“大国外交”思维的体现。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的基本抓手，那么，信用评级的互联互通是解决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难问题的基本保障。信用评级是人类认识信用社会的一种思想方法，是在评级理论指导下通过解释债务人偿债风险进行社会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实践。可以说，评级理论决定着评级方法是否正确，评级方法则攸关以评级为媒介建立起来的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安全。
亚太各国各地区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习俗等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本的跨境流动。如何实现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是解决资本有效合理流动的关键。自2008年全球信用危机爆发以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主导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怀疑和批评。因此，人类开始思索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解决攸关整个人类切身利益的评级问题的实践和理论，只有按照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进行国际评级制度的根本变革，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评级体系，才能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国际评级问题。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基于跨国评级理论研究首创双评级体制模式，即具有非主权特征的评级体系与主权国家评级体系共存的制度模式。由此，将会形成新旧两个国际评级体系并存的格局，从而实现评级风险的制衡。双评级制度模式是为了解决现有国际评级体系内在矛盾和局限性而形成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大国外交”思维需要双评级制度模式。当评级方法应用于同一国家或地区市场上所有的信用关系之间时信用级别才具有可比性。这意味着信用级别的评定必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或者相同的市场规则下，才具有信用风险的参考价值。对于跨国跨地区的资本组合信用风险参考标准必须具有国际性和区域性，既能从国际信用风险的角度，又能从资本流入地区的角度来双重揭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接近客观的信用关系。这就需要两种不同的评级方法，世评集团提出的双评级制度由此产生。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绝对推动力的是跨国资本的流动组合。资本的有效组合需要靠谱的信用评级方法来揭示潜在的信用风险，才能更好地推动项目的圆满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