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1月28日电 （王思宁）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资本等亚洲区域内互联互通成果不断涌现。从中韩自贸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到中印合建世界第一长高铁协议签署，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到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各要素在亚洲区域内互联互通已初见成效。而最核心的，无疑是金融的互联互通。
在2008年信用危机后，亚洲区域似乎成了金融安全的唯一幸存者，这也为亚洲经济体互联互通创造了条件。那么问题来了，随着各国市场的逐步放开，各要素间互联互通速度的加快，如何保障亚洲这个大市场的金融安全？如何防范亚洲金融市场免受外部危机的侵蚀和渗透？
2014年11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在迪拜召开。与会政商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互联互通下的亚洲金融合作展开热烈讨论。找寻亚洲互联互通抓手，探求促进互联互通工具，与会人士给出了各种灵丹妙药。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些灵丹妙药在发挥药效的同时不会产生副作用，不会诱发并发症，也是与会人士探讨的重点。评级，这一曾带给我们惨痛教训但却未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工具再次受到关注。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在讲话中指出，随着亚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建立符合亚洲特点的新型信用体系，已经成为亚洲各国强烈的共同需求。他呼吁亚洲各国应加强合作，尽快建立承担亚洲评级责任的新型评级机构，更好地体现独立性、多样性和公正性。
曾培炎的建议和呼吁对防范亚洲互联互通可能诱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有着现实意义。
根据亚洲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报告，未来8-10年，亚洲基础设施每年的资金投入约为7300亿-8000亿美元。而目前两家银行对此的年投资总额仅为300亿美元。面对发展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推动多种融资方式、多渠道融资、多融资主体介入市场或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发展行之有效的手段。亚洲互联互通中的金融互联互通有助于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提供支持。
以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为例，中国刚刚试水的“沪港通”打开了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债券互联互通的闸门。与此同时，“深港通”也正在研究中。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类似“沪港通”、“深港通”的模式将会被亚洲各经济体借鉴和模仿。
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和金融产品的投放，保障资本安全和金融生态稳定自然是第一要务。而这正是评级的本质要求所在。要保障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安全，用“拿来主义”、“照搬照抄”等手段请进西方现有评级机构，自然是缺少远见。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西方评级机构“功不可没”。从次贷危机前的推波助澜，持续赋予美国金融巨头AAA评级头衔，到欧债危机发生后的火上浇油，连续给希腊等欧盟国家降级，西方三大评级机构的身影无处不在。评级本应预警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职责在西方评级机构身上难以寻觅。不止如此，代表美国利益的三大评级机构时时处处以评级要挟“异见”国家。最近的例子是，标普11月26日表示，俄罗斯仅有极小的空间来使用其主权财富基金，过度利用这部分资源可能导致其失去投资级别的主权信用评级，目前标普对俄罗斯的评级仅比垃圾级高一级。
有此前车之鉴，对新兴的亚洲大市场而言，无论货币地位，还是金融基础，甚或应急手段，当下均难与欧美媲美，在这个还相对“脆弱”的市场，采用西方评级，无疑引狼入室。
对此，大公董事长关建中在此次会议上也表示，亚洲要实现资本的互联互通，首先要实现评级的互联互通。而这个评级不能有国家色彩和集团利益，应该把评级作为一种逆周期力量，阻止信用不负责任的扩张。为此他建议，应该推动能够更好反映风险的评级思想理论创新，推动建立新的评级体系，实现两个体系并行，以实现制衡。
既然我们要创建适合经济规律和亚洲特点的评级理论和评级机构，就需在亚洲区域内统一评级思想、评级标准。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会长法希姆•艾哈迈德指出，目前亚洲很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信用评级对于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各自在信用评级方面做了很多建设工作。但这种信用评级标准是断裂的，没有统一的标准，现状非常不乐观。他希望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能够携手共建亚洲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共同建立非常扎实的亚洲金融基础市场。
正如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席蔡鄂生所言，不存在完美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只能不断完善，能够在危机产生时将危机的周期缩短，将损失降到最低。
评级体系亦如此，没有完美的评级制度和体系。为此，我们需要在现有评级体系之外补充新的评级理论和制度体系，在危机到来之前，能够及时发现并预警风险，当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后，不会再为危机添油加火。
唯有如此，亚洲互联互通方能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