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正从全新的四个方面次第展开：“中国制造”渐渐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中国企业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形成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通过政府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总之，要让未来增长的成果能被社会大众实实在在地分享，而不仅仅是个数字增加的概念，更不该是付出了“贫富差距扩大”的代价而获得的。
2014年我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比如，随着欧美日国家宽松货币政策的加剧，人民币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动升值状态，由此引来了不少伴随假贸易和假投资的热钱流入。而现在情况则完全相反。另外，美国QE3政策雷声大雨点小，TPP等国际战略布局又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那么快。相反，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代表中国未来大国战略的推进却接踵而来，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还有，美日等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股市强劲复苏，打消了不少由低迷的物价、下跌的油价带来的未来通缩的压力。中国在结束了伴随房地产投资热潮所滋生的漫无边际的影子银行业务后，沪深股市终于也形成了上扬态势，究竟这波行情能否跟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中国元素一起，构成像美股那样带起经济基本面改善和上市公司业绩转变的格局，还是会让一般投资者提心吊胆，让机构投资者利用消息小题大做，吸引资金大进大出，让实业家失去做好本业的意愿？现在虽然不得而知，但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现象背后的逻辑，对于我们更好地应对2015年可能出现的各种严峻挑战，抓住瞬间即逝而又至关重要的成功机会，避免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实体经济“钱荒”、虚拟经济“钱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内外四个方面：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规模的中央财政投资、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及银行信贷迅猛扩张等所追求高增长，不仅无法维系下去，也透支了经济未来发展空间。其次，政府主导的投资绩效并没有跟百姓的实际收入联系起来，相反货币宽松的结果造成市场对货币未来购买力下降的担忧与日俱增，从而导致大众脱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财愿望越来越强烈，房地产价格飙升、影子银行业务膨胀都是由这种抗衡未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理财行为而带来的资金成本上升的结果。再者，权力过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增加了市场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滋生了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现象。还有，片面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投资方式也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改变和我们自身经济失衡的加剧，“旧常态”下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民工荒，还是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格局中，无论土地成本、资金成本的上升，还是前述的“政策红利”的后遗症，都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可维系！于是，在告别“旧常态”下的发展模式的当下，不可避免会看到新陈代谢所产生的经济增长放慢的倾向。未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将从全新的四个方面次第展开：
首先，“中国制造”的标准化规模生产模式要渐渐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对此，我们必须学会用好人才的本领。要让大学生和海归人才充分利用好他们的语言驾驭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开拓企业所需要的海外市场，避免因产能过剩而导致的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泛滥。为培育中国经济强国战略所需要的“人才红利”，今后我们更需依法治国，尊重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好税收杠杆的激励机制，并创建更多像上海自贸区那样的商业平台，让年轻人的创业精神能在上面更好地发挥出来。
其次，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以此替代出口红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资企业产能释放的压力，同时，为了提升我们的财富管理主导权和安全性，人民币也要伴之而行。这种新型的争取“全球化红利”的战略，可从习总书记和李总理最近频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国家首脑所签署的投资合作备忘录和人民币互换协议中看得很清楚。显然，金砖银行、亚洲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红利的转变形式。为此，中国自身的金融开放步伐也会加快，以配合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战略。
其三，中国经济已不再是以解决就业作为主攻方向的格局，没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业都“养起来”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资源补贴。相反应为淘汰落后产能而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未来，中国企业、甚至金融机构的破产将成为新常态，它预示着中国市场正在通过这种“资源配置红利”的释放，让胜出的企业和机构能分享更多资源（以前被劣质企业所占有和滥用），从而变得更有国际竞争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这对改变沪深股市的“政策市”格局，形成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创造能力的“价值市”至关重要。
其四，中国“新常态”经济的最大看点，是政府职能转变所释放的“制度红利”。通过政府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不缺位，是指政府着力投资民生工程，缓解大众的“后顾之忧”，让企业所创造的先进产能有强大的市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常态的财政政策虽也是积极的概念，但投资的内涵和目的却有了根本性变化，主要为了解决中西部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和沿海城市有钱不敢消费的问题；而货币政策则应趋向稳健，杜绝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所产生的一种更可怕的“后顾之忧”；不越位，是指政府告别把市场准入大权牢牢捏在自己手中的做法，让市场在公平竞争中过滤企业，政府该做的是优化监管体系，及时将劣质企业驱除出市场，结束过去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扭曲状态；不错位，是指政府不与民争利，及时做好市场参与者的各项合理的服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资源配置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笔者以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大的着力点就应在政府和市场的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上。
为了配合上述发生在企业“供给端”的新变化，客户端市场培育也十分重要。我们将看到，为了解决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2015年政府将着力在土地流转、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推进各项改革和扶持政策，以尽快解决大多数人“没有钱消费”的问题。同时，政府还将在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关键的民生领域加大改革力度，把“有钱不敢消费”的市场潜力，尽快释放出来，从而为中国企业商业环境和绩效的改善打下坚实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还须强化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坚决打击假冒伪劣的商业行为，让为数不多、但消费能力极其旺盛的富裕阶层，尽快告别“有钱不在国内消费”的心态，从而给中国商家创造更多良好的商业机会。让自食其力致富的机会不断扩大到中低收入阶层中去。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