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3月24日电（吴桂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病逝，让东南亚小国新加坡再次被世界瞩目。那么，小国到底有多小？又创造了怎样耀目的成绩？所谓新加坡经济奇迹的核心秘密，究竟是什么？
有多小：乘地铁从东到西1个半小时
据说，没有真正到过新加坡的人，是无法领会他“小”的真正内涵。而去过的人则会很遗憾地告诉你，新加坡不过是一个小城，乘地铁从东到西的时程也就1个半小时，几乎一天就逛遍了全国。怪不得，某些台湾人甚至称，新加坡是一个鼻屎那么大的地方。事实上，如果台湾人的鼻子有台湾岛那么大，新加坡确实跟大块的鼻屎差不多大。
数据显示，新加坡面积才716平方公里，而据官方统计，2014年人口才547万，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只有387万人。不过，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蕞尔小国，却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23个月后，由于新马紧张的政党关系及华人马来人之间爆发的种族骚乱，新加坡于1965年被迫迎来了独立国家时代。那时，新加坡是一个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然而，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世界电子工业中心之一，全球第三大炼油国和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
成绩单：做生意最爽 亚洲综合竞争力最强
梳理近些年的新闻报道，你还会发现他的其他指标成绩单依然让人艳羡：
1、《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竞争力2015年度报告》显示，在综合竞争力方面，新加坡居首位。《报告》总负责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指出，新加坡的优势包括连续4年保持亚洲最高效的行政服务水平，提供了便利的营商环境；拥有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反弹，通胀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财政预算维持平衡；具有较强的创新活力等；
2、国际人力咨询企业美世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15年全球主要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为跨国企业向海外派驻员工时提供参考。其中，亚洲城市中，排名最高的是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城。
3、2014年，《经济学人》公布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新加坡做生意最爽；
4、2015年，据《日经新闻》报道，日本经济新闻社首次实施“亚洲10国年轻人调查”。调查显示，在平均月收入方面，新加坡年轻人最高，约达36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9085元)。
5、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咨询公司韬睿惠悦（Towers Watson）发布的全球薪资报告显示，2014年，新加坡的高管底薪水平最高。
成功秘诀：绝处求生与政府推动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新加坡经济的奇迹？
一是，绝处求生，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易汇网》援引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个没有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在独立之后如何“绝处求生”这个问题，李光耀政府的策略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提供条件让投资者在此成功经营，有利可图。
为此的自然选择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保护财产权，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来投资办厂。如今，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无疑。
尽管私有的和外资的大中小型企业林立，新加坡却并不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有研究表明，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称之为“政联公司”）在经济中占到的份额达到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
不过，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其他地方的国有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们在商言商，效率至上。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新加坡政联公司在竞争性的商业基础上运作，并无获得政府的特别支持。尤其是，它们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优惠信贷支持。
新加坡政联公司在市场上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从公司法到破产法，政联公司和其他企业适用同样的法律，在同样的市场法则之下运作，法律面前公司一律平等；
第二，新加坡政府高薪招聘一流管理人才去经营这些企业，这一方面为精英人才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另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第三，建立执行严格的公司治理和内控机制，杜绝可以让“内部人”钻空子谋私利的漏洞；
第四，以严刑峻法来打击贪腐，对腐败零容忍，一经发现，必然严惩，腐败分子没有任何侥幸逃脱的可能性。
二是政府在发展初期，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来规划经济，提供奶水“养育”，但在企业具有竞争力后又及时将其完全推入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经济的持续成功端赖于政府推动下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
以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故事为例。如李光耀所说的，“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一定被当成疯子。”
但1968年，李光耀政府就开始尝试这个“疯狂”的主意，从解除外汇管制开始，建立离岸“亚元”市场（金融机构外汇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市场），逐渐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和资产管理市场之一。
为保护本地银行，新加坡政府在建国后30多年内一直限制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李光耀感觉到本地银行家已经成为坐享保护的利益集团，“他们的表现良好，没有竞争的压力。他们希望政府继续约束外资银行，使它们不能增设分行，甚至不能多设自动提款机”。
李光耀本人则相信，“现在该是让国际劲敌加入竞赛，以迫使本地四大银行选择提升服务或者丧失市场占有率的时候了。”
为此，新加坡政府改组了热衷于保护本地银行的金融管理局领导层，开放银行业，撤销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地银行的股权限制，并强化本地银行的公司治理。这些去保护主义的及时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过，对于新加坡的未来，晚年的李光耀曾表示很悲观。王江雨如是写道，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世界》一书中，李光耀大谈特谈新加坡走向“两党制”的可能性，并认为这会导致新加坡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他对年轻一辈也一直不抱信心，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把幸福生活当做理所当然，从而不珍惜和不努力。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不在自己控制之下，从而展现出一种漠然和无所谓的态度。被问及对新加坡的未来有何担忧时，他说：“我不会担忧，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