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不仅是全球系统重要的经济体，而且经济总量位处世界前两位，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深，中美经济与外部联系日益增强，中美经济波动不仅影响自身宏观经济稳定，而且对其他经济体也将构成较大的溢出效应，对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将构成较大影响。美国凭借较强的科技、军事及美元霸权等综合实力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通过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形成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及其位居世界第二的体量对全球经济发展也将形成内在影响。尽管全球经济自2010年以来保持复苏增长态势，但危机以来表现强劲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出现减速分化，而发达经济体呈现复苏分化，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今年9月访美，这不仅对于深化包括经济在内的中美合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经济主导全球经济走势

　　尽管中美各自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并非稳定不变，但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却稳定在三分之一左右，这显示了中美在总量意义上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1980年至20世纪末，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用汇率标价尽管经历波动但均持续保持在25%以上，而用购买力平价(PPP平价)测算的比重也在20%以上。同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用汇率标价最高为1999年的3.4%，PPP标价的比重最高出现在1999年的7.1%。然而，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在全球占比出现小幅下降态势，汇率标价的占比从2001年32.2%的高点下降到2014年22.5%，PPP标价的占比则由2001年的20.7%下降到2014年的16.1%。同期中国在全球的占比出现了较快提升，汇率标价的占比由2000年的3.6%上升到2014年的13.4%，而PPP标价的占比则由2000年的7.4%上升到2014年的16.3%。

　　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的相对提升与美国经济占比的小幅下降构成了世界经济格局最显著的变化，虽然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未被撼动，但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则持续增强。1980—1999年共20年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仅为3.8%，同期美国贡献32.2%。但2000—2007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大幅上升至9.5%，同期美国下降为17.3%，如果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进一步测算可以发现，2008—2014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高达40.8%，而美国为18.9%。由此来看，中国对全球影响虽然在总量上弱于美国，但在增量上却呈现增强的态势，预示中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

　　然而，单纯考虑经济体量还不能较好说明中美对全球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封闭经济体对外部的影响较小甚至可能是微弱的。从实际来看，中美贸易大国的地位预示中美与外部的深度联系，由此决定了其对全球的较大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2.5%上升到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62.3%，体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与外部经济合作持续深化的现象，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呈现大幅增长的特征。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20%的低点上升到2007年28%的高点，体现了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外部合作的重要特征。尽管金融危机都对中美的对外贸易构成影响，但截至2014年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仍然分别高达41.5%与30.1%，体现了中美经济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共同特征，中美经济与外部联系的持续加深促使中美对其他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持续增强。

　　中美经济不仅构成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而且主导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新世纪以来，中国通过释放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全球产业分工，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拉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经济的景气增长。与此对应的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并借助金融比较优势持续推动金融创新，大量吸引中国等拥有较高储蓄的新兴经济体资金流入，支撑着美国依赖金融产品透支消费模式的持续进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预示美国过度金融创新难以持续，由此形成外部融资的抑制，反过来制约美国等发达国家外部赤字的增大，倒逼外部经济的再平衡，全球贸易需求出现萎缩，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大宗商品输出国面临着经济低迷的重大挑战。上述迹象体现了危机之前的全球失衡模式亟待改变，而全球经济再平衡倒逼中美经济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增长有赖于构建有利于中美经济结构深层次调整的新型大国经济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助推全球经济稳定发展

　　中美在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决定中美未来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分配可能面临着竞争或者冲突。但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中美经济分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决定了中美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美两国的占优策略是寻求更加务实理性的合作关系。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之间虽然也存在贸易争端、汇率争议等问题，在TPP、“一带一路”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合作也显得不足，但这些不能也不应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常态。中美应探索新的合作方式及合作领域，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夯实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助推中美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平台。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颇具复杂性、长期性，必须依靠重要的双边机制进行常态化的谈判与沟通，才能更好实现全局性的突破。近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已经成为中美双边重大事务讨论的常态化平台，中美双方已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举行了七次对话。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币加入SDR等重要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以考虑将其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平台。

　　将中美自贸区谈判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抓手。美国在金融危机以来提出构建TPP的重大倡议，中国并没有包括在首轮谈判之中，外界担心中国会被边缘化，但主流的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相比加入WTO之前已经差异巨大，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已经跃居全球首位，不包括中国的TPP是不完整的。然而，中国当前倡导构建的“一带一路”等区域一体化战略中，美国也还没有提出申请，这也是不完整的。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应考虑改变这种状况，否则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将无法落到实处。可以考虑将构建中美自贸区作为抓手，如果中美能够构建自贸区，那么中美两国的合作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将深化经贸合作助推结构改革作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核心内容。一方面，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但双方的合作空间仍然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当前进入了海外投资的高峰期，亟待在全球寻求投资合作，美国经济发展也亟待外部投资者进入，美国可以逐步放宽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在贸易方面，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中美可以进一步探讨通过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定等举措来拓展双方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美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正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中美应秉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原则，积极开展产业创新投资合作，延伸各自产业链。特别是两国可以探讨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新材料等新兴领域的战略合作，破解前沿科技创新难题，以此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

　　将创新国际经济秩序作为增强中美对全球经济稳定作用的重要制度保障。中美须顺应当代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现实，着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变革，既减少中美双方在当代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冲突，也为世界各国开展国际经济协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