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牵头主办的“共同应对人道主义援助面临的挑战”国际研讨班在京召开。来自10多个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近100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21日上午，会议就“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发展的现状和挑战”主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兴凯、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人道主义政策小组主任莎拉•番图里阿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亚甘•扎普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奥斯力副主任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区域合作部部长克里斯汀•克努松分别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该主题。研讨会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团高级政治顾问郭阳主持。
人道主义发展面临新时代全球挑战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人道主义政策小组主任莎拉•番图里阿诺在发言中阐述了发展变化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的新机遇。近十年来，人道主义领域被新近认可的参与方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道主义运动的参与度日渐提升。回顾历史，传统人道主义机构（例如红十字会、国际红会、国际联合会、一些西方国家）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局限于“救死扶伤”。目前这一观念正逐步改变，但相关行动的跟进仍需时日。目前，人道主义面临挑战：人道主义行动中的变化速度没有跟上世界发展速度，现有工具不足以从根源上解决整个体系面临的问题。如何应对变化、与时俱进是摆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的突出问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奥斯力副主任在讲话中列出了当前人道主义环境给工作带来的挑战：武装组织、武器规模和安全部门日益碎片化；宗教原教旨主义兴起，激发恐怖与暴力；对人道主义工作的负面认识以及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和对人道主义机构的控制；武装斗争中各方界限日益模糊；新技术产生的新武器严重威胁人道主义行动；战乱长期延续导致人道主义传送体系失灵；地区冲突蔓延到周边国家；冲突日益政治化并极端化导致和解极其困难；战场蔓延到城市和平民去，造成人口密集区的爆炸和恐怖事件等等。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亚甘•扎普干发言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亚甘•扎普干在发言中列出当前人道主义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过多的人道主义参与方的加入、信息和交流模式大爆炸、人道主义灾难频发使整个体系不堪重负、对责任的质疑、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移民和迁徙以及气候变化、城市化、人口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等。
人道主义多元主体重塑发展合作格局
在面临多重严峻挑战的同时，当今人道主义发展也在多元化参与进程中展现出蓬勃发展动力。
莎拉•番图里阿诺强调，变化中的多元人道主义体有许多新的积极因素，例如说越来越多的参与方、更广的受益人和受益的区域和越来越多的项目。但同事也要看到，需要重塑人道主义体系，面临当今的挑战。重塑国际人道主义体系，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挑战。新的人道主义体系应更加平衡、更多参与、更加多元。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兴力量。有着悠久的抗灾传统中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不仅在国内应灾，还将自己经验带到国外去，因而在重塑全球人道主义的系统、提高国内国际灾难应对效率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人道主义政策小组主任莎拉•番图里阿诺发言
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在灾难应对上有着自己的思路和机制，既是对现有体系的补充，也应成为贡献者和真正的参与者，这样才能打破西方对人道主义理念的垄断，促进人道主义发展更加多元而开放。越来越多的地区组织参与到人道主义援助中，正体现了这一多元发展趋势。例如，东盟加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各东盟各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灾害管理和应灾协定，明确界定其任务范畴是应对自然灾害，而非武装冲突，并致力于帮助受灾的民众，在海啸和飓风等灾难应对中起到巨大作用。
私营部门和跨国组织在参与国际救援方面越发积极，影响日增。利用其提供服务和物资的悠久历史和优质供应链，私营部门可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并提供技术、融资支持。目前已经有私营部门引入电子化等服务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范例（如电商、自动提款机、 手机汇款、电子募捐系统等 ）
发挥当地组织和海外移民力量，是当前讨论的关键点。当地组织它们和国际组织相比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它们能够更接近受灾民众，进入国际组织难以深入的地区。与国际组织相比，当地组织能直接第一时间动员当地力量来救灾、应灾，并可以和其他国际和区域性的组织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这种第一线的应灾机制十分必要。但当地组织也面临着说资金短缺的问题，资金强烈依赖国际组织导致当地组织在权力关系上倚赖国际组织，因而在救援设计和决策意见中不能得到重视。这一问题应在明年的世界人道主义峰会上得到深入讨论。
秉承基本原则，共同面对人道主义新挑战
面对当今人道主义领域的诸多挑战，与会者代表其机构阐发人道主义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主要机制。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亚甘•扎普干强调面对挑战，不应悲观，而要学会适应，人道主义援助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是来自于纽约或者是日内瓦，而是来自于全世界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社区。他通过尼泊尔地震等实例，详细阐述了联合会工作的核心原则，号召各组织阐明了在现阶段用行动共同面对人道主义在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第一，尊严原则。应将平等关系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位置，人道主义援助不是施舍，而是平等交流的能力建设，并确立在危机时刻利用社会安全网、直接汇款、社区参与，以提升受灾群众的尊严和自主性。
第二，本地与国际行动相辅相成，形成真正的伙伴关系。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作为国际组织，特别强调在基层与第一线的工作，了解本地具体需求。联合会致力于与当地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平等地在各层面参与决策，提升国际人道主义经费向基层渗透，政府帮助、监管、引导、协调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一致的人道主义援助，所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确保其国际行动与国内或当地行动形成互补。
第三、增强恢复能力和融资能力：工作中应尽力改变一些人道主义融资的条条框框，让融资可以直接用于受损害的社区，而不会在中间被截留，并将更多的钱用于灾害的预防人道主义经费应该用于增强在后恢复能力。要敢于面对融资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应设定包含在仙台框架内的减灾具体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日程，帮助脆弱的国家和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恢复能力作为衡量减灾成功与否的重要目标。
第四、系统变化——面对复杂局面，基于原则地保持灵活性。认识到人道主义援助需要国际社会基于本地情况的多元参与，重申人道主义必要性，坚持把人道放在人道主义工作的核心位置。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奥斯力副主任在发言中以国际红十字会在面对武装冲突新局势带来的挑战所秉承的原则。国际红十字会是中立、公正而独立，以救死扶伤为唯一目的的机构。在其150年发展历程中，通过在80多个国家第一线服务当地受影响的群众，积累了在武装冲突，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丰富经验。面对当今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当前国际红会和成员国在以下方面进行合，来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能够得到成员国的切实的落实、应用和遵守。
第一，确保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守。这体现在通过会议订立基本准则，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落实 和对拘禁人员的善待等。密集人口区爆炸性武器的使用，蔓延到校园、家庭、医院的战场的战火中如何保护平民，以及新科技带来的新兴武器如何在法律层面加以管理，也是摆在面前的重要问题。
第二，通过一线工作化解武装冲突带来的挑战，为解决冲突创造良好环境 。面对地区日益升级的武装冲突，国际红十字会确保工作人员冲在武装前线，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可以及时抵达，创建双边保密的对话渠道，确保对武装组织隐私的保护，对武装组织及其监狱等进行定期探访，确保其运作符合国际法律标准，确保武装人员的健康状况。
尽管在人身安全、政治中立、秘密对话等方面面临一些挑战，国际红十字会还是尽力做好探访战俘、保护平民、团聚家人、提高经济安全性、改善水资源和居住条件、提升健康水平、增强法律评估、促进人道主义民主化进程等工作。
新挑战下传统国际机制的改变与应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区域合作部部长克里斯汀•克努松从国际人道主义机制角度介绍了对挑战应对方式。
1991年，联大通过了46—182号决议，创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该机制不仅是联合国旗下的机制，也负责协调、接触当地利益相关方，促进政府、跨部门和人道主义供应方的协调 。后来又出台了有关的融资机制，由联合国相关机构来审核所有人道主义救援的融资方面的需求，这包括了联合国以外更广泛的行动。面对重大的自然灾害，需要集中统一的应对和协调机制。因此，2006年，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机制改组。2012年通过议程以及一系列的协议，进一步加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以促进统一行动。 联合国于1991年设立搜救咨询小组，以协调受灾国和援助国之间在搜救方面的行动；于1993年设立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为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在灾害发生的第一阶段提供支持。联合国也认识到，民间社会和军事组织之间也需要加强协调，以共同应对灾害，于1984年通过了协调军民双方的指导性原则。
在过去的十年中，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巨变，各行动各方变得越来越多级、多元。联合国以往的评估中将各国政府放在核心位置，目前则越发认识到国际和国家的协调方可能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目前阶段，需要优化行动，以满足各个群体的需要，特别是更多关注以社区为基础，使之能自发开展一些行动。为此，联合国增进了地区层面的努力，增强各社区应对灾害的能力。每隔两年召开一次伙伴关系对话，把相关政策和原则纳入讨论中，使之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也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关于人道主义救援的经济学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用经济学概念就事故应急抢险的投入、产出问题进行探讨。事故应急抢险具有突发性、非常态性、非线性特点，特别涉及伦理等敏感问题，因而人们事故抢险这个经济学问题进行研究，但是该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作为具有事故应急抢险主体责任的政府不得不考虑应急抢险的投入，并以一定的理由向纳税人说明事故应急抢险投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
民革中央委员、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发言
对政府而言，考虑事故应急抢险投入主要基于四大原则：一是事故风险原则，对于事故风险很低的事故，政府一般不考虑应急投入的；二是社会风险原则，对社会高度敏感的事故，事故风险处于较高水平，一般要加大投入；三是经济风险原则，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抢险必须要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四是政治风险原则，社会制度不同，执政理念不同，应急抢险投入的指导思想和投入方式会有很大不同。
研究事故应急抢险地投入-产出问题，必须计算事故利益攸关方期望的一起事故应急抢险投入和产出，以及理论上应该的投入和产出；这个运用传统数学方法和工具很难解决的问题，在当今通过大数据挖掘和泛分析等技术方法，建立事故应急抢险投入-产出关系正在变为可能。
在讨论环节，代表们就发展中国家如何深入参与多边援助体系、融资战略方式、第一时间启动救援物资、提升救援人员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的标准规范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代表团高级政治顾问郭阳主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