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就当前经济转型和供给侧改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经济从2010年起，到目前为止，持续下行时间超过5年。对于这个过程，刘世锦将其描述为，这是从一个与高速增长相适应的结构向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结构转型的过程，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经济要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双重见底
针对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经济下降的底在何方？刘世锦指出，要实现转型再平衡，有两个底部必须要达到。第一个底部是从需求角度看，“需求底”要达到，主要表现在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特别是近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投资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加起来占中国投资的80%左右。而制造业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中国经济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要触底，就是高投资要触底，“三只靴子”要落地。
第一只靴子是出口。现在已经落地了。第二只靴子是基础设施。这只靴子的高峰期在2000年左右，它的峰值期也过去了。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房地产从2014年开始出现回落，当时有观点认为是周期性活动，下一段时间还会再上去，“但是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它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底部，一个历史性拐点。”基本理由是，构成房地产投资70%左右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1300万套，大概相当于城镇居民户均1-1.1套住宅，这个峰值在2014年就已经达到，达到后投资最高点已经出现，随后投资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前几年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前年降到了11%，去年年底左右降到2%左右，9月份开始房地产当月投资已经出现负增长。这个底在何方呢？刘世锦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当月投资的增长速度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底部基本就出现了，这就是需求的底。估计大概会在2016年年中左右出现。
第二个底是从供给侧来看，主要考虑供给与需求的适应程度，就是“效益底”。这个底的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投资需求迅速回落，过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的峰值出现以后，需求在逐步回落，供给虽然也在调整，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目前估计，像钢铁、煤炭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幅度在30%以上。这种产能严重过剩导致两个结果。第一，PPI（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第二，工业企业效益，从去年8月份开始到现在连续负增长，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所谓的通缩，有人提出要通过放松货币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是不会奏效的。”刘世锦表示，由于过去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产能和需求大幅度收缩以后，这种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而形成的、由于大量产能过剩产生的所谓PPI的回落和通缩，是不可能通过放松货币来解决的。最近几年，我们不停降准降息，但是煤和钢过剩的问题依然没有减轻。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减产能。超过30%的产能，至少把20%-25%坚决的砍下去，砍下去以后供求才能达到平衡，PPI逐步回升，由负转正，然后企业开始盈利，至少那些好的企业能够盈利。目前，最好的钢铁企业都不盈利了，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减产能是当务之急。
刘世锦指出，目前减产能地方的积极性不是很高。第一，减产能会进一步降低增长速度，现在产能过剩的地方恰恰是增速比较低的地方，减产能和稳增长相互矛盾。第二，都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第三，人的问题、债的问题很难解决，特别在国有企业，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僵尸企业”，亏损着也要生产。现在所谓的“僵尸企业”主要在重化工业，主导经济和主导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从这个角度讲，去产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第三个因素是新动力的形成。刘世锦说，如果我们把新的动力能够培育好，上述两个底部都有积极作用，可以抬高需求，抬高效益底部。但是，中国经济今后再要找到像过去房地产、汽车、钢铁这个块头，能够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的台阶，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行业基本上没有了。一些新的高技术产业，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对扩大经济规模作用不大。现在讲新旧动力转换，通常旧的动力下去了，然后把新的动力搞上去，一平衡经济还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但是，新的动力块头和老的动力比较起来还是比较小的，它对于量的扩充作用恐怕不会太大。
要避免低效应高风险陷阱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
刘世锦认为，“需求底”有可能在2016年年中或者稍后一段时间，随着房地产投资触底出现。效益的底出现，有两个重要指标，第一个是PPI由负转正，再一个是工业企业的盈利由负转正，而且保持适当的增长水平。这种状况能不能出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产能的进度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需求底已经出现，但是效益底迟迟不能出现，中国经济总的状况，可能会处在一种特殊的困难时期，速度已经比较低，但是相当多的企业还在亏损，亏损面还在扩大。接下来银行的不良率大幅上升，有些地方财政压力会更大，甚至不能够完全排除所谓局部性风险进一步暴露和激化，这种局面可称之为低效益、高风险陷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如果继续采取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再扩大需求潜力已经不大。结构通缩、严重的产能过剩、低效和违规企业的退出，搞需求政策的效用很小。所以主要是搞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有可能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所以供给侧改革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
刘世锦认为，要避免低效应、高风险陷阱的出现，必须在供给侧改革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工作思路重大的调整和创新。
“供给侧改革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讲，就是要促进要素流动、重组、优化组合，纠正要素资源的扭曲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占比比较大的重化工业领域，重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的问题，实际上必须深化这些领域国企的改革。这项改革不能是再以文件落实文件，不能不动，必须真枪真刀落到实处，必须有时间任务的要求。”刘世锦强调。
在刘世锦看来，如果继续沿着刺激需求政策的方向走，只是在推后、掩盖或者拖延一些矛盾，甚至在激化一些矛盾。如果转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子上，它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经济的效率和中长期的增长动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高增长指标并不能提振信心，而供给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将为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供稳定的预期，因为这种改革是面对解决问题，真正能够有效地释放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巨大潜能。中国真实行了供给侧改革，也许今后一段时间速度可能有所下降，有些问题暴露了，有些矛盾亮出来了，没关系，它正在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应该是加强的，应该是看好的。
供给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国际上也是面对这样的选择。从国际上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不同的国家痛点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恢复比较快的经济体一般都是搞了结构性的改革，单纯依靠需求刺激的经济体还在泥潭里面深陷。另外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乃至将来的中速增长，根据日本、韩国经验来看，一般是经历十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即使将来的需求底和效益底都见到以后，基本上可以稳下来。稳下来以后不会出现所谓的“V”型翻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增长阶段的结构性调整，不是所谓的周期性变化。它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所谓的“L”型的结果，而且在“L”型下面这个边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小的“W”，就是一些小的波动，短期内可能要打一些歼灭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三去、一降、一补”，这都是打歼灭战，但是同时要打持久战，下一步在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政府职能转变等等领域，改革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样就能为中国在“十三五”乃至今后更长一段时间保持一个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