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月27日电（刁云娇） 世界经济论坛（冬季达沃斯论坛）2016年年会于1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都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千余位政商界领袖人物参加。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世界经济论坛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面孔。今年，就有包括阿里巴巴马云、联想杨元庆、华为孙亚芳、百度张亚勤等多位中国企业家出席此次论坛。
能来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达沃斯论坛的企业都是在其所在行业或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可以想象的是，每年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大咖们的“金句”都会被广泛关注和热议。
下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历届论坛上出现的中国企业家，看看他们都说了什么。
2016年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他提到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对于具有创业精神的管理团队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首先，我们有资本；第二，我们有很好的市场。除了这两个条件以外，我们还有一个软的因素，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定的人才的储备。去管理它们，去整合它们。”
徐井宏（清华控股董事长）——他认为工业4.0时代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将现代的互联网技术和传统的制造技术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互联网领域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在先进制造领域与西方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推进，我想我们未来几年在（缩短中西制造业差距）方面会有比较快的步伐。”
田宁（盘石网盟创始人）——“尽管一些传统企业正在苦苦支撑，但正是这些中国传统企业成为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市场潜力无限，但是，世界市场更加广袤无垠。”田宁说道，这是他对盘石公司全球扩张计划的信心和决心。
张房有（广汽集团董事长）——“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要通过新一轮的兼并重组去掉低效产能，发挥好有效产能。”
2015年
董明珠（格力电器董事长）——“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就是靠给别人贴牌加工，就是人家来料了，技术是别人的，什么都是别人的，然后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做个东西而已。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强调的是我们创造东西。”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电子商务最关键的是信任。之前很多外国人和我说中国用关系做生意，但互联网不需要关系。没有信用系统，就没有互联网。”
任正非（华为创始人）——“我从来都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美国从一个弱国变成大国，因为开放，华为要跟他们学习开放”。华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要把谁当竞争对手，未来社会是个很复杂的社会，我们要去确定未来的思想理论结构是什么，我们没有把任何人当敌人，要共同创造世界。
2014年
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国内理财产品已经纳入监管之内，不属于影子银行范围。未来加强对理财产品的监管至关重要，提高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对银行销售行为进行监管甚至处罚。此外还应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
王健林（万达集团董事长）——“国家之间有强有弱，无论签署什么贸易协定都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对于中国而言，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应该更多减少初级产品的出口，从而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还要加强国内消费市场的建设。”
2013年
王石（万科董事长）——“在经历绿色化、住宅产业化的转型后，万科真正持续的增长2016年才开始”。近年王石淡出万科管理层，过着近乎隐士的游学生活，王石说，痛并快乐的校园生活给他带来了新生。他坚信，个人修行在潜移默化中，能为企业注入发展动力。在从新的角度审视万科时，他看到了万科未来的方向。
张欣（SOHO首席执行官）——她认为，房地产行业的洗牌已经开始。“我觉得行业调整已经发生了，未来的一段时间还会发生。”
2012年
陈锋（海航集团董事长）——他表示，海航总是在危机还未到来之前事先做好准备，在危机当中找到机会发展，并强调企业想要持续经营发展需要抵抗各种各样的诱惑。
吴厚刚（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董事长、总裁）——“我们的企业缺乏的其实不是资本，而是人才。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企业太缺乏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人才。在世界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
2011年
魏家福（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持续健康地发展，这就是形成的共识。最大的风险大家也有共识，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它会直接影响正在复苏的方向。同时，哪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哪个国家的人民就业就会受到伤害，这一点是我一直在致力宣传的。中国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世界，我们也希望发达国家同样用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发展起来的企业走出去，为他们提供税收和就业。”
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经济想要由消费来拉动，最起码得让中国人有钱。他建议政府更好地藏富于民，让农村的劳动人口收入更高，而这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消费成为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后，很快会使中国变成全球一个发展最快的市场，这样的话，不但能给中国企业，而且给国际企业一个非常巨大的商机。”
高西庆（中投公司总经理）——“通胀前景使长期投资变得困难。”“理论上，我们是长期投资者。但（眼下）你无法真正抱持10年眼光进行操作。”针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投资的“恐惧”，他指出，“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看到这种情绪。”他表示，这是中投将重心从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之一。
2010年
苗耕书（中国外运集团董事长）——“虽然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是通用的，但一些西方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的问题，却源自‘执行不力’。”在他看来，西方企业的一些董事不是由股东选出来的，而是由管理层选出来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我们认为，是否能够有效经营一家公司与社会制度无关。”
王建宙（中国移动董事长兼CEO）——“金融危机给商界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他举例称，中移动受到的有形的影响就是由于出口下滑导致农民工大量返乡，公司的长途电话业务量明显减少。而无形的影响就是由于危机影响到投资者信心，股民对财务业绩的关心还不及对一些新闻、传言的关心，一些传言就会影响到股价，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
2009年
朱民（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的消费能力在去年增加了21%，但比起投资还是少的。”不过他认为，中国启动内需还需要很长时间，“过去10年中国没有谈过刺激消费，接下来中国会在增长模式上带来更多的平衡发展。”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和美国救市方案相比，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就很‘干脆、清晰和明确’。现在信心比什么都重要，相信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会起到巨大的提升信心的作用并收到实际效果。”
李连杰（壹基金创始人）——“做慈善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理念上根本的改变。不是说哪个地方受灾了，人们受到了周围氛围的影响，于是一时激动冲动，捐了钱，之后慈善又与我们无关了，又再次成了富人的事情。”
（编辑：田阿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