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2008年为前车之鉴 全球经济应避免重蹈覆辙

据英国《卫报》报道，美联储于1月27日巧妙地避免对近来市场反复无常的波动予以明确的解释。但是，这至少让投资者很担心全球经济再次出现衰退。民众也同样忧心忡忡：1月27日，伊普索·莫利调查机构（Ipsos Mori）发布的信心指数（confidence index）达到三年来最低值。同时，继上一次经济崩溃后，经济学界也在苦苦探索应对策略，但进展不大。当然，较2008年而言，人们对银行保留缓冲资金（rainy-day funds）的做法更加理解，对于复杂金融产品也更加务实，然而复杂金融产品只能隐藏风险而不是管理风险。关于经济如何能够更加持续繁荣地发展而不轻易走向没落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而对于经济若再次跌落低谷该如何复苏这一迫切问题也同样尚无定论。

2008年，英国经济“良好的十年”（Nice decade），即无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意外终止令人不悦，导致实践不得不先行于理论。利率下调力度史无前例，在财政紧缩前还实施了财政刺激。量化宽松——当时人们从未听过的经济政策——也因该政策的实施成为英文中的经济术语。缺乏准备不会再次成为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借口。然而，正如英国“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于1月28日发布的一项令人警醒的报告所揭露的那样，我们目前在一些方面的应对能力甚至还不如过去。

且忽略因中国经济动荡而引发的焦虑；就现代史上经济衰退的规律而言，便足以推测出未来五年内经济很可能出现低迷期。即使到了2021年经济低迷期并没有出现，但对于该时期的基本利率，市场最佳猜测也仅仅为1.5%，利率可下调空间非常有限。若持续降息的时间超过市场预期，利率下调空间更是少之又少。“决议基金会”推测，余下的紧急方案所能发挥的作用可能都不及上次方案的三分之一。必须准备其他的应对方案。

由此产生一个新思路：推动利率降到零以下，直接利用虚拟货币填补财政赤字，甚至废除现金。但这些创意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会议室里进行讨论，而应在政治舞台上进行反复讨论。在公众意识里，国家对策多少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后，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们均立下誓言，要复苏经济，减少对债务、投机以及疯狂金融的依赖，但直到今天也没能实现。与其说减少了债务了还不如说是在体系内推动了债务，债务在私营部门与政府资助的企业之间来回运转，同时也由西方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过去经常谈论“制造业大前进”（The March of The Makers），但是后来他又暗示房地产繁荣很快就会提振精神，从而使得他过去的言论听起来很虚伪。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言公布了经济增长再平衡的口号，而该预言下的经济持续复苏是基于打破危机前记录的私人债务。英国影子内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因支持包括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托马斯·匹克迪（Thomas Piketty）在内的智囊而值得赞扬，因为他们对经济增长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思索呈现了更加严肃态度。1月26日，约翰·麦克唐纳举办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演讲者为马里亚纳·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他对刺激公平与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了解释说明。

通常，英国唯一合法的经济职能是修复离散的市场漏洞。但是马祖卡托女士却强调，要创造市场首先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她还强调政府机构在推进行业前沿中的重要作用。苹果手机或许是成功创业的一个典例，但它利用了大量政府投资的技术，涉及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触屏显示器，甚至语音助手和声控操作系统兼管家。无论是美国宇航局还是英国广播公司，政府组织都为私营企业创造了机会。英国作为企业家型国家应该担起风险资本家的角色，为获得收益而冒险的需要持乐观态度。新的机构，如国家投资银行，可能需要成为混合中的一部分。

马祖卡托指出，欧元区所有遭受危机的国家均危机前没有创新，从而导致经济繁荣但却脆弱，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房价的上涨而不是产业的进步。当应急方案看起来不奏效时，经济学者若想防止经济衰退，应重新考虑国家所能发挥的预防作用。

（编译：柳青 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