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什么在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本文作者之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图片来源：路透社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过去7年，2015年，世界经济依旧蹒跚而行。联合国《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16）报告显示，自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54%以上。据估计，发达国家中，失业人口约有4400万，比2007年增加了1200万，同时通货膨胀也达到危机后的最低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也变得更加反复无常。这一现状着实令人吃惊，因为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它们本该是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风险分担背景下的受益者，也就是说出现宏观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包括失业补贴在内的社会转型，也本该可以稳定家庭消费。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采取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政策，这几乎没有促进家庭消费、投资和增长，反而使得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与其原有目标背道相驰。

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没能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部分原因是大多数额外流动资金都以超额准备金的形式存放在央行的金库之中。按照《2006年金融服务监管救济法》（The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y Relief Act of 2006）的规定，美联储需要向法定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这让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标大打折扣。

实际上，在美国金融部门处于崩溃边缘之时，《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出台，宣布将准备金付息的生效期延长三年至2008年10月1日。这样一来，美联储持有的超额准备金迅速增加，2000年至2008年间，美联储平均持有2000亿美元超额准备金，而在2009年到2015年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6万亿美元。金融机构选择把钱交给美联储，而不是借贷给实体经济，在过去的5年里，金融机构已经以此方式赚了近300亿美元，而且完全没有风险。

这实际上是美联储对金融部门慷慨大方的补贴，而且这种补贴还是秘而不宣的。上月，美联储上调利率，今年这种补贴将增加130亿美元。

许多低利率的预期利好并未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只能用“反向激励”解释了。鉴于量化宽松政策试图保持约7年的近零利率，这本该刺激发达国家政府借贷并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社会事业。金融危机之后，不断深化社会转型本该能够提高总需求，摆脱现有消费模式。

此外，联合国的报告中清楚显示，在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增长尤为缓慢，与预期不符。前20个最大发达经济体中，17个经济体金融危机后的投资增速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5个经济体在2010年至2015年投资减少。

与此同时，本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非金融公司却在全球范围内大举发行债务证券。这一现象与其他证据吻合，表明许多非金融机构利用了低利率去借款。但是，它们并没有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而是用于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或其他金融资产。因此，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杠杆资金，公司市值和金融业的盈利顺势激增。

然而，这些都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显然，保持近零利率并不一定会实现更高水平的信贷或投资。当银行被赋予自由选择权时，它们会选择无风险利润甚至金融投机，而不是放贷以支持更宏观的经济增长目标。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低息贷款时，会限制贷款的用途。为了取得理想效果，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同时，官方不仅应该努力修复受损的贷款渠道（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而且还要明确银行的贷款对象。美联储应该处罚持有超额准备金的银行，而非积极促使它们不去放贷。

超低利率在发达国家的收益甚少，还给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沉重代价。银根放松带来了计划之外却也并非出乎意料的后果，即跨境资本流动大幅上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从2008年的200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6000多亿美元。

彼时，许多新兴市场处理突然涌入的资金流时十分棘手。资金的很小一部分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在危机过后已经放缓。今年，发展中国家总体有望实现自2006年来的首次资本净流出，共计6150亿美元。

货币政策和金融领域都没能各司其职。大量的流动资产比例不均地被用于创造金融财富和吹起资产泡沫，实体经济并没有得到强化。尽管全球股价大幅下跌，市场资本总额在世界GDP中的比重仍然居高不下。下一场金融危机到来的风险不可忽视。

其他一些政策能够为恢复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带来希望。这些政策可以从改写市场经济规则入手，确保更大程度的公平，更长远的思考方式并用行之有效的法规和适当的激励结构来控制金融市场。

但是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的公共投资同样不可或缺。至少这些领域的部分资金应该来源于征收环境税，包括二氧化碳税以及对市场上普遍的垄断产品和租金收入征税——它们是造成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glitz）、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中国日报网观点。

（编译：周颖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