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用户隐私之争：苹果与FBI，你支持哪一方？

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伯纳迪诺市（San Bernadino），幸存者从枪击案现场疏散转移。摄影：弗雷德里克·J·布朗（Frederic J. Brown）/法新社

中国日报网2月25日电 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威尔·哈顿（Will Hutton）撰写的文章，讨论作为平民，对于苹果公司就美国司法部门要求解锁一部犯罪分子的iPhone手机一事应持何种态度的问题。全文如下 ，供参考。

苹果公司是在为人们的自由抗争吗？恐怖分子赛义德·利斯曼·法鲁克（Syed Rizwan Farook）在圣伯纳迪诺市持枪杀害14人，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解锁犯罪分子的iPhone手机，但这一要求遭到苹果公司拒绝，原因是这种软件一旦被开发，每一台iPhone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又或者这会否会开辟先河，成为一例在新数字时代，高科技公司假借威胁隐私之名，作为其市场营销策略——并使每位公民的生命安全蒙受更大风险的事件？

美国人民对此争论不休，对安全和对个人隐私的需求不相上下。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呼吁抵制苹果产品，而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巨头大多（但非全部）支持苹果。该争论对于英国也同样棘手。我们也面临着这个问题。在呼吁国家安全之前，英国当局也许早已准备好牺牲人们的个人自由。

联邦调查局（FBI）希望获知法鲁克上月通话记录详情的理由十分明确：它能够揭露出法鲁克及其同伙是独立作案还是属美国恐怖分子网络中的一份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没有比弄清楚这些恐怖主义者究竟是何人更重要的事了。但问题是iPhone高度加密，密码不正确则无法查看通话记录，若连续10次输入错误密码即会销毁手机数据。因此需要苹果公司编写特殊的软件来破解密码，才能取得法官和警察机关所急需的资料。

FBI和司法部谨慎地坚称，他们并不想要“万能钥匙”般的通用软件。他们仅针对这一恐怖分子的iPhone，需要苹果提供一次性帮助，来解锁该手机。奥巴马总统曾在用户隐私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披露的政府监视之间保持中立，而这一次他站在了国家安全一边。一位联邦法官依据1789年《全令法案》（All Writs Act）支持了FBI的请求并做出裁决，指出依法治国，人人有责：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希望建立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因此即使不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任何人、任何企业也都有义务确保法院裁决得以执行。法院以依法治国的名义，判决苹果公司为FBI提供援助。

但是苹果公司总裁蒂姆·库克（Tim Cook）在致消费者的一封信中有力地阐明了公司不应开发这一软件的原因，因为这样的软件不只为法鲁克的iPhone，也为所有用户的手机开了“后门”。智能手机已成为当今文明下必不可少的个人资料贮存器，通讯录、金融、健康及私人对话的所有信息均储存在一台设备中。正如他所写道的：“政府称这样的工具（解锁手机的特殊软件）只会在一部手机上被使用一次。但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样的技术被创造出来后，可能会在多部设备上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在现实生活中，这相当于创造了一把万能钥匙，数以亿计的锁将被打开：从餐厅到银行、从店铺到住宅。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模拟世界中维护法治的《全令法案》(All Writs Act)在数字时代却威胁着个人自由。“政府可能会扩大隐私侵犯的范围，要求苹果开发监视软件，从而拦截你的信息，获取你的医疗记录或财务信息，追踪你的位置甚至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手机的麦克风或相机，”蒂姆·库克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苹果已经积极配合了FBI的相关调查，但在这个问题上，库克宣称苹果不会妥协。

所以，你站在唐纳德·特朗普，巴拉克·奥巴马以及几乎所有英国媒体这一边吗？还是你与爱德华·斯诺登，《纽约时报》一样，认同蒂姆·库克的想法，即打开iPhone“后门”超越了苹果公司的底线，不仅会带来政府监视的危险，还可能被有组织犯罪和外国情报机构利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目前已经可以获取iCloud和谷歌Gmail上的在线数据以及手机通话记录和信息。它真的还需要再得到一部iPhone上的用户数据吗？

撰写本文之初，我倾向于站在FBI这一边：FBI必须获得这些信息且需要苹果的帮助。它对民主负有一定责任，而这种责任是苹果无需承担的。大力拥护个人自由的高科技公司也应该意识到它们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但是，读完库克的的信，我突然陷入了另一种思考。所谓责任难道意味着创造一把万能钥匙并交给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的任何个体，使他们能够随意获取我们的数据吗？

虽然库克的理由令人信服且直指核心问题，但该如何处理用户数据不应该只由苹果决定。在我看来，受民主制衡影响，政府不大可能充当“老大哥”的角色，更何况现在还有恐怖主义威胁这个外患存在。然而苹果等公司并不受类似力量制衡。比如过去几年中，大众汽车一直在出售柴油动力汽车并在尾气排放测试中利用软件控制的方法进行造假。就现状来看，任何人都无法确定用户数据的使用情况或其他可能的用途。对那些极力避免承担公民责任(尤其是缴税)的企业，人们难以给予信任。

但如今这种状况将难以维持。智能手机的“后门”正面临危险。大创新中心(Big Innovation Centre)(声明：我担任该机构指导小组的主席)长期以来呼吁制定欧盟范围内的隐私宪章，在所有数据均为个人所有的前提下，规定个人和商务数据的可行与禁止用途。

与此同时，应进行公司法修订，规定公司有责任披露对个人数据的收集方式和用途。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求英国政府出台新的公约，阐述它将如何运用获得的大量监控权。就目前而言，英国将会首先使用背后途径获取智能手机用户数据——而且没人知道。

但是，英国本身对数字科技的发展趋势和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个人自由之间达到平衡上所发挥的影响甚微。苹果虽对英国不上心，却很看重权力中心如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欧盟不仅对西方的就业和未来关系重大，它还是我们塑造数字未来的唯一手段。否则，先机就会落入唐纳德·特朗普，美国司法部和西海岸的科技巨头公司手中。若想获得发言权，欧洲需要团结一致。

(编译：沈翼飞  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