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强劲动力,它能够刺激当下总需求,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它还是气候变化议程中的关键要素。处理不当,基础设施便是主要问题所在;处理得当,它则成了解决问题的上佳之策。
未来15年中,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超过90万亿美元,是现有基础设施总价值的两倍多。为满足这一需求,年投资总额要增加两倍多,即从2.5~3万亿美元增加到6万亿美元以上。由于增长需求、快速城市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积压等原因,该投资的75%左右将流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
毫无疑问,缩小基础设施差距极具挑战性。但同时,这也是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的良机。
目前,全世界超过80%的一次能源供应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电力均源于化石燃料。全球约60%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基础设施。若沿用旧有方式进行新基础设施建设,那么世界终将会陷入污染型、资源密集型及不可持续发展的泥潭。
但若是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结果便会截然不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减少,各国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也将增强。如果制定投资计划时能考虑到气候风险,那么最佳的结果是,各个城市将会利用可再生能源,选择更为清洁的出行方式,应用高效的供水系统,城市更加智能,更具恢复力。
所幸如今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前所未有的高涨。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会上各国领导人就建设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定。协定中提出,要转变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制定、投资及实施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议程制定只是第一步。大规模发展可持续的基础设施离不开公共政策的有力领导和负责任的私营企业家精神。
政策制定者们必须阐释清楚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的全部战略,并将其嵌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框架之中。就此而言,20国集团可以担任领航者。只有制定整体战略,才能充分具备政策一致性,使得各个政策效力最大化,并为履行其责任的私营企业树立信心。
准确来讲,这些战略的必要因素是什么呢?具体政策行动和优先事宜必须依照各国国情而定,而可持续基础设施计划的主要因素大致可归纳为四个“I”,即:投资(investment),激励(incentives),制度(institutions),创新(innovation)。
首先,决策者要确保总投资额有显著增加。这需要扭转过去几十年来公共投资极为消极的趋势。各国政府必须显著增加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资金。
然而,由于许多国家有着严格的财政限制,仅就公共投资而言便已不足;超过一半的总资金需求仍需由私营企业填补。努力降低政策风险和企业运营成本能够有效激励私营企业大幅增加投资。
为保证新投资专用于可持续基础设施,决策者还须调整市场激励机制。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实行碳定价尤为重要。当前油价走低,正是各国实施此类改革的绝佳时机。包括水利在内的其他行业中也应实行价格改革。通过制定合理的价格,进行监管改革,修正畸形的激励机制,政府可使市场为公共政策的目标提供支持。
但是仅增加投资还远远不够。投资的可行性、质量和影响需要强健的制度保障。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制定有力的项目计划和制度框架十分重要。可持续基础设施总投资中,约有70%投资在城市地区,因此必须密切关注市政体系和城市财政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多边开发银行是其增强财政能力,促进融资的关键要素。
最后,第四个“I”,即创新一方面,要发展既低碳又能抵御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越发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技术革新。因此,对于研发,尤其是对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投资同样须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捕捉新技术的潜能离不开财政和金融创新。具体来说,创造性地运用财政空间能够为可持续基础设施调动更多资金。碳排放税将使政府获得大量税收收益(并且改善税收结构),从而增加财政空间。
同时,新的金融工具以及发展资本的明智利用有助于筹措更多私人资金,并降低成本。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产类别能够为其吸引更多投资。目前全球由银行和金融机构投资者管理的资产超过120万亿美元,而基础设施只占其中的5%。
基础设施投资和气候行动是当务之急。只要方法得当,两目标便可一同达成,营造出一个更为繁荣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关于作者:
齐亚·库雷西(Zia Qureshi),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非入驻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所前主任。
(编译:沈翼飞 编辑: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