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资料图
海外网3月24日电近一年多来的物价低位运行使得中国经济被通货紧缩的阴影笼罩。CPI在2015年全年同比上涨1.4%，创下2010年以来最小涨幅。PPI更是表现不佳，截至2016年2月已连续负增长48个月。通缩被认为是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而其主要成因则指向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如今，供给侧改革成为“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发展主线。化解通缩风险，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作为首要任务的去产能如何破题？宏观调控会否走向宽松？我国经济能否避免通缩风险全面实现“十三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在接受海外网财经专访时表示，无需陷入对通缩的恐惧和对大规模经济刺激的呼唤。剥离超经济力量的过度干预，使市场在去产能过程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是化解通缩风险的关键所在。
物价走低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市场机制
近几年来媒体报道上频频出现对中国经济的通缩警示。2011－2012年就有“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通缩”、“当前处于极严重的通货紧缩状态”的尖锐评论，后来则表述为“通缩风险加剧”、“通缩继续蔓延”。也有观点认为以上结论并不成立。中国经济究竟是否已经进入通缩？
卢锋表示，争议源于对通缩的不同定义。如果按照主流观点将CPI负增长作为通缩的标志，显然中国经济尚未进入通缩。而如果看到尽管CPI不是负增长，但PPI已经连续48个月负增长，可能就会认为中国经济通缩早已存在。
“比物价低位运行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原因。”卢锋注意到PPI中各项分类价格呈现的物价下降的结构性，“现在价格显著下降的产品其实就是过去显著上涨的，也就是说目前的结构性和经济过热阶段的结构性是有联系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物价走低的背景是中国经济的周期和结构性双重调整。在本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强劲增长，伴随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过度问题，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时期，曾快速上涨的煤价、钢价、铁矿石价格等就面临下滑。另一方面，低端的加工贸易以及钢铁、煤炭等行业已经难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引起物价下降。
因此他更多地将物价低位运行看作一种化解产能过剩的市场机制。对于当前媒体上频频出现的通缩预警，他认为需要重视，但不必过分担心。
不过，CPI数据在近几个月出现了一些变化，截至2016年2月已连续4个月回升，2.3%的增长率创下2014年7月来新高。卢锋表示，这使得物价下降压力暂时舒缓，但若将其解读为趋势性的回升也为时尚早，不排除这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价格异动带来的短期波动，还需继续观察。
去产能关键在于剥离超经济力量干预
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指向了结构性地去产能。作为2016年五大经济任务之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去产能成为化解通缩风险的有效手段。卢锋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剥离过去超经济力量提供的保护，让市场化调整到位。
他表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去产能主要通过价格变化等市场机制实现，市场本身存在一套淘汰机制。产能过剩、物价下降使企业普遍盈利困难，但也成为倒逼企业创新升级、提高效率的推手。在此过程中，效率和素质低下的企业将逐渐难以为继，退出市场。但是中国目前往往有来自地方政府、企业债权方等方面的保护性干预延长了企业不必要的生存，影响了市场的优胜劣汰。
“资源重新配置优化是度过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必经之路。”卢锋表示， “我不太习惯用‘僵尸企业’的说法，人为确定哪些企业一定要退出，这本身也很难分辨。关键是要把市场纪律建立起来，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当企业在资不抵债、无法生存的时候就自然要退出了。”
问题的核心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转型中国时常面对的现实矛盾。卢锋指出，在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往往非常突出，政府较好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能够带来内需的快速增长；但对优势的过度发挥也伴随弊端，政府干预偏多、干预方式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产能过剩、投资项目浪费的部分原因。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容至关重要。”卢锋强调。他同时表示，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不能抽象地一概而论，还需就事论事，如某项基础设施将由政府建设、由地方市场建设，还是政府和市场一起采用PPP方式进行。
大规模刺激无需出现
通缩风险之下，宏观调控是否应该大受刺激，甚至超常宽松？对于表述为“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2.0版”的政策解读或预期，卢锋认为，不应过度恐惧通缩，将所有的物价下降都看做经济大萧条的表征，实施激进宽松政策，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造成更困难的经济局面。
“‘4万亿2.0版’等大规模刺激决策的可能性非常小，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卢锋表示，4万亿刺激有金融危机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产生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教训，由于透支需求使经济在之后承压。“大规模刺激或许在短期内有效，但很可能导致几年后更困难的局面。”
但是可以适度增加稳增长力度。财政预算赤字率从2015年的2.4%提高到2016年的3%，在卢锋看来是必要且可行的。货币政策由于存在资产泡沫因素不便做得过多，而财政政策具备更加积极的潜力，比如中央财政有较大调节空间，财政政策对减少和增加支出的选择使其天然具有结构性。“把扩大的财政赤字用在正确的地方，对宏观经济企稳能够产生作用。但是这显然和4万亿大规模刺激，比如货币放水、十大产业振兴、透支性投资刺激不同。”
在卢锋看来，实现“十三五”关键要看战略的执行决心以及政策落地情况。他强调，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方针是符合逻辑、有针对性的，坚持正确的政策方针、坚持改革趋向并将其执行到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即便是好的决策也难以将情况考虑周全，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大的方向选对了，然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等不得，也急不得，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卢锋给出的答案。（孟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