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中国经济的缩影？

中国日报网6月29日电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 在中国，债务有可能是性命忧关的事。樊乐乐（音译）这几天看起来轻松了许多。他在父亲公司的工厂车间附近溜达，这是一个小型电子零件生产商。五年之前，他根本没法靠近这里。在经历了多次的投资失败，他自己欠下了千万债务，而一些债主是他以前的朋友。樊乐乐害怕他们打害或是逼死自己，在数月里辗转各个城市逃债。最后，他的父亲掘地三尺，耗尽一切偿还欠款。他让樊乐乐得以安全回家，并想法设法让公司脱离绝境。

在这个东部城市，有众多勇气十足的冒险者，而这种故事更像是老调重弹。事实上，几乎每个在温州的生意人，不，应该是每个温州人，对于2011年年中的金融危机，都是一场噩梦。大大小小的数十个投资者都开始逃债。最绝望的人直接选择跳楼。大型的非法地下钱庄也分离崩析，同样情况的还有数以百计的企业。按照官方数据（保守计算），房地产价格在2011年之后的几年里下跌了25%。

近来，温州悄无气息地恢复了元气。房价也开始回升。温州经济增长速率去年直冲8%，是2011年以来最快的一年。但是，坏账依旧羁绊着银行系统，整个城市伤痕累累，仍旧还未抚平。温州是中国经济疯狂模式结束的离群之马。它的发展轨道——从棘手的低迷状态彻底变成经济停止复苏－－也许表明对于中国地区负债累累的的地方的未来前景。

温州长期以来一枝独秀。它是浙江省的港口城市，以山为界，有着外人难以听懂的方言。国外传教士于19世纪在此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基督教社区（温州还被称为“东方的耶路撒冷”）。当中国1980年改革开放后允许私营企业发展时，温州是率先把握机遇的一个地区。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以他们的来势汹汹的资本以及点石成金的商业头脑而闻名。

举家族资金之力，组建成非正规的借贷团体，以关系紧密的族群为后盾。凭借这些资本，他们开始着手经营一些作坊。1990年末，温州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小商品制造业中心：从打火机到机械阀门一应俱有。温州人在中国国内为了生意四处奔走，他们的财富也纷纷而来。不管什么房地产价格飙升——无论海南岛的度假酒店还是北方工业的煤矿，中国媒体都将质疑的矛头指向温州人。这些指责通常都是事实。

在2011年，中国通过大肆发行货币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在当时，监管机构准备开始控制市面的货币量超发量。在全国范围内，对小企业的贷款放缓；房价和股市双双下跌。在温州，企业都统统陷入困境，而它们是一直源源不断提供资金，支持投资股市和房产的依赖。密集的信托关系网曾让温州的富裕起来，而如此地了让它负债累累。2011年底，据警方称，至少四十家小企业主弃债而逃。樊乐乐就是其中之一。

五年来，温州依旧在试图收拾残局。2012年，中央政府将定温州划成“金融特区”。这一规划使得地下钱庄透明化。温州建立了“登记中心”，借贷者需尽快上报他们的贷款，更容易接受监督。截至四月，该中心登记了大约320亿人民币借贷情况——一个良好的开端，不过，这些款项只占温州正式的银行借贷的5%。很可能许多地下贷款仍处于隐蔽状态。

温州还允许民营企业设立贷款公司，试图引导他们进入正规的金融体系。不过，这些进展不佳。一商人表示，他与人合作开的贷款公司不到2年就倒闭了。据他估计，他们的两亿元人民币贷款中有20％变成坏账。“政府说这是改革。”他叹气道，“但是，我们想知道政府有没有隐瞒我们，让企业向我们贷款，用来还给国有银行。”

不过，在其它地区有一些进展。其一种是破产，（面对公司破产时的激烈纠纷）走法律程序在中国渐渐普遍起来。中央政府在2007年颁布新的法律，，以类似美国破产法第11章法则的方式，允许身陷困境的企业进行重组。中国其它地区的企业一直不情愿走该程序，认为这是商业上不光彩的烙印。

法院一直缺乏专业知识来执行该法律。温州冲破了这种困境。温州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在过去三年的破产案件占到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为此，温州还建立了中国首个专门处理类似事件的破产法院。“其它城市听到‘破产’就心惊胆颤，但到了这里就变得甘之如饴。”温州律师协会会长周光如此说道。

以一起发生在温州的破产案为例。海鹤是一家创建于1670年的药业企业，在破产后得到重生。它之前的所有者因投资房地产而负下了无法偿还的债务。该公司的债务人接手了该公司，后来将它出售给一些投资机构。贷款人只能设法收回一小商部分的欠债，不过，但重要的是，从温州的角度而言，海鹤恢复了正常业务，并计划扩大产业。

国有银行状态也变得更好起来。国有银行称，在2014年初的阶段，他们有近5％的放款成为坏账，到了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3.8％。不过，这依旧是国家平均值的两倍，也许更高，因为银行经常会隐藏他们的不良贷款。而这一部分清理也只反应在资产转移，而非真正的解决问题：温州是中国首个开发属于自己的“坏账银行”来处理不良贷款的地区，撇开这些债务警告，该城市还引以为豪。在过去两年，温州是唯一一个各家银行的周报称贷款问题得到改善的中国城市。

甚至温州的民间借贷者——至少还在做这行的人——都接受了教训。闫一潘（音译）将他的律师事务所转型成一家借贷双方的调解中心，帮助双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交易。在的现代风格的复合木装饰茶室的事务所里，他表示，在增长减缓以用债务深重的企业崩盘之际，这个城市会让人看到其它城市出现的情况。“温州是第一个陷入麻烦却又东山再起的城市。”闫一潘说道，“当经济发展不错的时候，谁都想不到未雨绸缪。但现在我们理性了很多。”

然而，当下的心情比危机前更加沉郁。在樊乐乐的铁通公司里，担忧的不是高利贷而是中国各个地方的小企业。铁通是一家生产用于开关的金属线线路制造厂，饱受工资成本提高和工业低迷时期需求下降的夹击。为了生存，就必须要尝试进入新的市场。它意识到，相对于发达国家，它的产品还不够好，因此，它将重点放到发展中国家身上——却发现它的产品价格对发展中国而言太高。这也是温州很常见的现象，而这个城市的经济正掌控在类似于樊乐乐的小企业手上。

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在消失。政协委员张晓燕（音译）称，此次危机中，“精神破坏”远远大于物质破坏。她说道：“过去温州人不会多问便会彼此间借贷，甚至不会立借据。这就像是血缘联系。但现在不会再有了。”为取代基于信任而产生的商业模式，温州正努力促进以合同和信用档案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如果成功的话，尽管不会再现如火如荼的往昔，温州也还是能振作发展的。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