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唐纳德·特朗普与失信的世界

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8日的美国大选投票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图片来源：美联社

人们对于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立法机关、法院和媒体的公共信任危机是特朗普以及世界各地像他这样的政客崛起的核心因素。只要这个信任危机一直存在，这种领导人物就会继续与选民们拉拢感情产生共鸣，与选举结果无关。这种公众信任危机现象不是一天两天了。2007年的一个为联合国论坛所做的调查展示了一种有强大说服力的模式：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几乎所有所谓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都遭遇了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即使像瑞士和挪威这样历来以拥有坚实公信力而闻名的国家也无一幸免。

在美国，盖洛普对公众信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从20世纪70年代起（即最早有记录之时），公信力遭遇两位数的百分比下降，主要集中在17类公共机构中的12类，包括银行、国会、总统职位、学校、新闻媒体、教会等；其他的机构里，有四类公信力有适度上升，只有一类出现了显著上升：军队。

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曾在东欧接受过培训的我对一个缺乏公信力的社会会发生什么事有着直观的认识。人们对官方机构抱有深深的怀疑，于是纷纷退回到各自的社交小窝：不拘小节，亲密团结（还有封闭）的小圈子，包括朋友、家人、还有赖以获取新闻、信息和其他很多东西的盟友。年轻人认为对自己的未来投资没什么意义，而他们的父母们以惊人的速率出现自杀和药物滥用等情况。

美国、欧洲以及当今世界其它地方出现的某些令人忧虑的趋势有共同点。根据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去年的一项重大研究显示，美国受教育程度低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快速上升，而一部分观察人士称之为“绝望之死的浪潮”。

与此同时，美国千禧一代（出生在1982年至2004年之间的人）在推迟结婚、购房和购车，而许多人告诉调查者这种延迟可能是永久的。他们和父母住在一起，比例为1940年以来从未见过。许多人为增加收入，到处打零工，但这既没有福利也没有工作保障。

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在外漂泊者的大军。一度对这些人开放的大门如今紧闭，他们对于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政府部门的信心也显著削弱。许多人寄希望于反建制运动和特朗普这样的政客，改变这一局面。

同样的现象在欧洲爆发的反精英、反制度闹事行为中体现得很明显，例如英国脱欧公投，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呼声持续高涨，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领袖马琳·勒庞在总统竞选中的强劲表现，还有今年奥地利首相选举，自二战后首次没有建制派候选人进入到决选投票环节。

在美国，随着2016年总统大选拉开帷幕，许多选民有理由地认为有人在操纵大选。然而，民主政治和不信任结合在一起，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综合体，因为人们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并不总将不满情绪发泄到对应的目标上。

近几十年经济技术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及私有化、管制撤销、数字化和金融化，都进一步地赋予了精英阶层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更好地运用政治影响力，手段包括通过智囊团和慈善团体、影子游说这种颠覆标准程序的变通方案、媒体、竞选经费、以及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来增加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新腐败”方式，尽管通常严格来说是合法的，实质上却是不透明的，因此，对公信力产生了很大的伤害。

这种腐败与逐渐加大的收入不平等一起，能解释选民是如何被特朗普这种候选人左右，尤其是当他们其中很多人越来越生活在自己的信息小天地里时。Facebook和推特的算法能加深一个群体的偏见，屏蔽相反的观点甚至事实。数字时代产生了偏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偏狭就像在东欧共产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一样。

对于一个学过东欧历史的人来说这个结果是令人震惊的熟悉。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样，特朗普能驾驭无意义的行为和公众的怒气，充分利用选民的怀旧之情和民族主义，在弱势群体比如移民中找出方便的替罪羊。正如在俄罗斯，同性恋和少数民族人群成为官方的替罪羊，美国那些心灰意冷的人们又被鼓动去攻击和妖魔化社会边缘群体。

信任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社会得以延续的血脉，而许多西方国家当前正需要紧急“输血”。在顽固的精英们意识到忽略那些被抛弃的人的需求会带来严重后果之前，当前的政治体制将会一直需要这种鲜活的支持。

（编译：张玺元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