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前法学界热议完善立法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7-03-01 1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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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来自浙大、北大、清华、华政等高校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315前法学界热议完善立法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也在会上呼吁,突破旧法律框架,降低假货犯罪立案标准,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还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要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应避免因为阿里打假过严,导致售假者逃到其他网商平台去了,借机壮大了其他网商平台”。

“为什么现在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实际上很多是政府的事情,像福建莆田,白天是鬼市,晚上是闹市。”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阿里巴巴公开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

“我国有关部门应该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打假的国家决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民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信勇在会上建议,需采取立法手段,对有关的法律制裁标准进行完善。另外完善在执法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机制。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诉讼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在谈到规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时,四川大学法学教授龙宗智教授认为,假货问题具有总体性,其治理又有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要善用同时也要慎用举证责任倒置。

最后,王新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缓刑的适用比重太高了,阿里巴巴披露,其2016年推动定罪的制假售假案缓刑比例达到78%,“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因此建议对于制假售假,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

除了来自高校和执法一线的专家,Burberry、老板电器、圣迪奥、洁丽雅等企业代表也在研讨会上力挺加大力度打击制假售假。圣迪奥出席人员说,公司在打假方面的投入非常高,但效果甚微,真希望专家的建议能早点变成现实,因为假货已经让品牌防不胜防了。

315前法学界热议完善立法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3月1日上午,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在浙大之江校区召开。来自浙大、北大、清华、华政等高校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举例,“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315前法学界热议完善立法加重刑罚治理假货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也在会上呼吁,突破旧法律框架,降低假货犯罪立案标准,鼓励受害单位、民间人士等搜集假货证据,帮助解决警力有限的问题。同时,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他还呼吁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要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应避免因为阿里打假过严,导致售假者逃到其他网商平台去了,借机壮大了其他网商平台”。

“为什么现在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实际上很多是政府的事情,像福建莆田,白天是鬼市,晚上是闹市。”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凌云在发言中表示,打假不能光靠公安一家来做,也不能只在特定区域严打,而是要推动打假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全覆盖,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来牵头部署打假相关工作,就像当年酒驾入刑一样高度重视假货问题。“阿里巴巴公开呼吁‘像抓酒驾一样打假’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

“我国有关部门应该以恰当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打假的国家决心。”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浙江省民法学研究会会长陈信勇在会上建议,需采取立法手段,对有关的法律制裁标准进行完善。另外完善在执法司法过程当中的一些机制。除刑事制裁以外,也要配合民事制裁,利用好民事诉讼的手段提高制售假者的违法犯罪成本。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认为,“打击假货不能一味地增加电商平台的责任,打击假货链条的每个责任方都应该参与进来,各自承担起责任”,打假应该通过《刑法》、《产品质量法》、《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上进一步完善,系统性解决假货问题。

在谈到规定和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时,四川大学法学教授龙宗智教授认为,假货问题具有总体性,其治理又有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要善用同时也要慎用举证责任倒置。

最后,王新认为,从司法实践上看,缓刑的适用比重太高了,阿里巴巴披露,其2016年推动定罪的制假售假案缓刑比例达到78%,“判了他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因此建议对于制假售假,应当严格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于累犯的制售假者,处罚其终身禁止从业。

除了来自高校和执法一线的专家,Burberry、老板电器、圣迪奥、洁丽雅等企业代表也在研讨会上力挺加大力度打击制假售假。圣迪奥出席人员说,公司在打假方面的投入非常高,但效果甚微,真希望专家的建议能早点变成现实,因为假货已经让品牌防不胜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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