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厚健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制造业提出的工作重点。2015年，“总理问笔”问出了中国制造的“尴尬”，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制造业正在攻克以往的多个技术难题，与此同时，品牌营销也为制造业提出新的挑战。
春风和煦，又到一年“两会”时。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对2017年的重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陈述的范围，涉及“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业持续增收”等九大方面。
“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煌。”李克强总理说。
在“两会时间”，新京报推出《经济策》专题。我们通过深入采访，呈现目前去产能、农业、资本市场等领域的现状。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多位两会代表，希望从代表们的回答中，寻找到解答问题的对策。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高端迈进。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制造业提出的工作重点。
今年开年，随着山西太钢集团和宁波贝发集团共同研发出达到国际标准的高端笔头，使得国产笔的生产制造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在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看来，高端笔头是“综合技术的集成和反映，填补了多项技术空白”，而好笔成功制造出来后，如何推广出去，则成为了当下“中国制造”新的挑战。
历时四年“炼成”国产笔头
“中国企业制造中低端笔的历史由来已久，材料、工艺、加工技术中国早就已经过关，但这些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耐磨，写了几百米后球珠就往外掉，漏珠漏墨。”谈及中国制笔业的现状，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如是表示。
能生产飞机汽车，却生产不了小小笔头的“圆珠笔头之问”一度难倒了中国制造业。
2011年，在科技部的组织下，贝发牵头承担“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计划——“笔头材料及其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课题和“圆珠笔墨水关键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的中油墨水课题。
“作为总牵头单位，贝发邀请了太钢和中科院沈阳所协同攻关，主要分工是：太钢和中科院沈阳所承担不锈钢笔头线材的研发，材料合格后，贝发再对材料进行切削、开发、生产，直至研制成符合条件的高端笔头。”邱智铭说。
邱智铭表示，中国过去做不出高端笔头，首先是材料过不了关。而材料过关需要研发出好的工作母机，即机床。符合高精度切削要求的机床公差在5个μ，关键部位球珠体的尺寸精度要达到2个μ，也就是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同时，高精度的切削还需要保证连续大量生产，做上百万个质量稳定的笔头。
2015年底，课题通过了科技部主持的验收。
“制笔是综合技术的集成和反映，太钢与贝发之间就是‘好面粉’与‘好面包’的关系。”邱智铭说，高端笔头的突破，反映出中国制笔业此前的三大技术难点：耐磨、耐腐蚀、高精度切削。这三点是综合性的，不是单一问题。例如高端笔头的耐磨性要达到普通笔的3倍，而高精度切削技术在中国也是一个空白。
不过，研发笔头的成本并不低。资料显示，科技部的笔头研发项目花费了6000万元经费。
邱智铭介绍，虽然太钢已经能够批量生产材料，比日本和德国的生产成本低，但贝发还必须把前期研发的经费摊到材料上，这导致前期的成本并不低。
知识产权重视程度不足影响制笔“内力”
造出好笔，意味着中国掌握了技术方法，但在品牌营销上，中国制造的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设备已经实现了国产化，但是距离产业化和大批量生产仍然有着一个过程，有时客户依然会要求采用外国的材料。”贝发集团总裁办主任张雪莲在今年1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在邱智铭看来，如何让中国好笔从中低端市场中闯出来才是真正的问题。“便宜的笔一支只能挣几厘钱，而有价值的笔一支产品利润可以顶得上一台空调。”不过，圆珠笔市场小，利润低，知识产权重视程度不足，这导致该行业成长“内力”不足。
浙江光华文化用品公司董事长丁樟荣在今年2月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表示，公司过去曾研发出一款新笔，非常受市场欢迎。但一夜之间，40多家企业都开始生产一模一样的笔，这款新笔不久就被跟死了。
新京报记者在淘宝上搜索看到，销售最好的“圆珠笔批发”产品价格为13.9元36支，已有1.9万人付款；而“G20峰会领导人用笔”产品是865元一支，只有2人付款。
“好笔制造出来后，市场需求有多少，如何推广出去，才是现在必须攻克的难题。”邱智铭说。
代表委员建言
周厚健：
没有研发支撑不能叫制造业
新京报：几年前，经常有人说制造业不赚钱了，你怎么看待外界唱衰制造业的声音？
周厚健：说制造业不行了是很浮躁的说法，我的技术人员来跟我说硬件不赚钱了，要靠软件赚钱。我就问他，软件在什么条件下运行，是在设备上运行，设备还不是制造出来的。制造业有很多像这样的领域是很有生命力的。
制造业不仅是加工，没有研发支撑就不能叫制造业。劳动力不断上涨确实会给中国企业带来一定困难，如果中国企业档次不提高的话，会很麻烦。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需要素质较好的制造企业。
新京报：制造业如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周厚健：往高端转型，通过技术创新来促进经营结构升级，这是最切实际的办法。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于提高产品档次，如果走中高端路线，制造业还有20年的好日子过。企业经营结构升级不仅仅关系到国家产业结构转型，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
举个例子来说，因为中国的乐凯能生产胶卷，所以柯达、富士胶卷在全球都卖三四十元，在中国的售价只有二十多元，如果中国企业生产不了，外国企业都会顶着高价在中国市场销售。
新京报：怎么看待“无人工厂”的概念，会不会影响就业？
周厚健：如果机器人成本比劳动力低了，自然会取代人。不过现在有些工厂为了搞“无人工厂”的概念，有的岗位明明机器人暂时还不能胜任，却还要坚持做并付出高成本，这就违背了经营原则。
中国近几年的就业计划都完成了，我估计今年也能超额完成。毕竟中国基数很大，只要以后能有比较理想的增长速度，就业不是大问题。
新京报：中国制造业出海已经成为大势所趋，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中国企业需要做哪些工作去适应当地用户和市场？
周厚健：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语言，通过沟通了解到当地用户需要什么样产品，第二个是产品，一定要适应国外用户需求。产品不是说含有多高技术，所谓的技术是要给消费者所喜爱的产品差异化创造条件。想做好产品必须用当地的人，用当地的研发、产品规划人员，跟当地的渠道商沟通。
新京报：在和海外品牌的竞争中，中国制造业如何才能获胜？
周厚健：国内企业在研发流程、供应链流程、客户流程上都没有太大竞争力。研发很重要，供应链决定你的效益，客户决定你能不能满足客户需求。
张近东
零售商可以助力制造业转型
新京报：你曾提到过，苏宁与阿里的合作有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你觉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向“智造”转型需要跨过哪些坎？
张近东：“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这看似是生产制造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而实际上零售商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新京报：为什么？
张近东：因为零售商直接与海量的用户打交道，并且可以将用户需求数据化、轨迹化，并通过大数据挖掘找寻消费规律，针对性地精准营销。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已有的库存，更能通过C2B反向定制等方式，推动供应商精准研发和按需定产，推动上游产业转型升级。
制造业企业向“智造”转型，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的挑战。我们该怎样把我们的研发创新，引入供给端、消费端，引入创新链,如何加强合作，整合资源都是中国企业要思考、实践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看来，目前中国企业和海外品牌竞争，技术是二者差异的最关键因素吗？
张近东：我认为中国品牌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需要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以及中国消费的不断升级，用户不会再满足于简单的低价商品，而逐渐会把商品当作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将更青睐于那些有情怀、有理念的品牌商品，这都会带动和孕育一批本土品牌的迅速崛起。
新京报：目前中国制造业在品牌方面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么？
张近东：纯电商时代，中国制造陷入低端的价格战而不能自拔，在沦为廉价品、假货代名词的同时，也在摧毁着中国的品牌形象。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零售商可以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新京报：中国的家电企业和海外品牌竞争，如何才能获胜？
张近东：目前，很多中国企业缺乏在海外发展的自主平台和渠道，“单一产品线作战”方式，造成企业竞相压价出口，无法为中国创造打响品牌。
我觉得国内企业想走出去，加强同海外的流通贸易，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单兵作战方式，国家和企业应该联手应对，借助零售企业平台“组船出海”。
群策群力
现在许多国产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标准，比如华为手机，但是许多企业还是羞于推广自己的产品，甚至出口转内销，比如日本有许多中国造的电饭煲。要让企业不搞双重标准，让民众觉得买国货不次于外国货，需要打造一批中国高质量水准的产品。
——小罗小罗小小罗
看到之前有一篇关于辽宁经济的报道，企业有心寻求智能化的提升，但却被1万多无法适应新技术的员工拖了后腿。人的问题往往最难解决，也最好解决，就看政府和企业谁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其实只要一方开一个小小的口子，辽宁就能变成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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