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牛福莲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其中，贸易畅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中的重要推进内容，将是本次论坛的一大重要议题。
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在贸易畅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以及下一步的推进重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合作成效显现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在贸易畅通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
张宇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中国积极参与多、双边贸易安排，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取得很大进展，尽管有些谈判在短期内尚未取得直接成效，有些谈判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等尚未最终落槌，但谈判进程本身就是对贸易便利化的极大促进。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继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成功之后，相继与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与地区签署自贸协定，自贸区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容之中，自贸区的设立无疑对贸易便利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世界贸易组织估计，2016年按贸易量计算的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增速仅为1．7％，连续5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但是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来看，仍有不少国家的贸易增速要远远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变化也值得关注。据近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1．6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高于同期我国整体外贸增速4．4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26．7％。同时，今年一季度我国对俄罗斯、巴基斯坦、波兰、哈萨克斯坦和印度等国进出口分别增长37％、18．7％、19％、69．3％和27．7％。可见，我国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贸易投资等各类项目落地将直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沿线区域的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得到进一步提升。
值得关注的是，在贸易额增长的同时，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也逐步优化，比如服务贸易比例提升，中国的制造业也在从低端往中高端转移，贸易品质与产业链的分工与布局也正在进一步转换升级。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将有更多服务贸易的合作空间。
当前，FTA谈判仍在进行与扩容中，中国也不断提出经济一体化的新主张，比如由中国与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五国合作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使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得以深入推进；推进“一带一路”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有效对接合作，也将对未来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当前，中欧班列有序发展、经贸合作区建设加快，中老铁路开工建设、土耳其东西高铁及匈塞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推进，都对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产业升级和双边经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贸易障碍关键来自既得利益集团阻挠
中国经济时报：在贸易畅通方面，下一步的推进重点与突破口是什么？或者说，还存在哪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障碍？
张宇燕：首先，贸易全球化是一种“非中性”的进程。也就是说，它在让一部分国家和人群受益的同时，也会使另一部分国家和人群的利益难以避免地受到损害。这种贸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会使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考虑到开放贸易的负面影响从而设置障碍，进而影响其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影响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由于开放竞争外国产品的进入，而造成的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以及因市场受到影响而导致的当地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比如，开放对外贸易后，当一国更加物美价廉的货品得以进入另一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之后，在惠及更多百姓享受价低质优商品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当地的工厂倒闭和工人下岗。而这部分受损人群的诉求必然会反映到政府的决策及政府的贸易开放态度之中。
另一方面，是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本身面对外来竞争者的警惕态度，他们无疑要为保护其既得利益而拒绝贸易开放。比如，调研中发现，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其GDP仅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当地电价却是中国的三倍，这里具有丰沛的水、煤等自然资源，非常适合前去投资建厂。但是当中国的电力企业要进驻投资时，却受到来自其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种阻挠对其国家的投资与贸易开放发展无疑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是贸易畅通的关键性障碍之一，也是未来应重点破除的贸易壁垒。
其次，在贸易畅通过程中还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自身贸易能力的不足。比如中国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顺差，对沿线国家而言的这种贸易逆差，也让他们产生贸易保护主义情绪，这种抵触情绪成为贸易开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贸易能力主要是指一国的出口能力，贸易能力不足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就会极大影响他们的出口能力，比如影响当地资源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等；二是一些国家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不明显，这也是造成他们出现巨大贸易赤字的原因，尤其是相比中国贸易赤字大的原因。而这也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来源，甚至间接影响双方的贸易政策制定，使整个双边经贸关系的氛围受到负面影响。
第三，受出口能力弱的影响，也造成了部分国家外汇严重短缺。这促使当地政府采取了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与资本管制措施，这样做的结果极大增加了涉外企业和相关贸易部门的汇兑成本，进而影响了投资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也对当地的贸易发展造成损害。
消除贸易障碍重在展现包容与普惠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如何消除以上谈到的贸易障碍，进一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您有哪些建议？
张宇燕：第一，针对贸易全球化的“非中性”以及来自贸易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贸易阻碍，各国学界和政府要认识并厘清一个概念——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贸易的收益从长期来看，最终必将惠及所有参与贸易的人群，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或群体的利益可能会受到短期“非中性”的影响，部分利益受损。因此，对得自贸易收益的理解，要分清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多数人获益与少数人利益受损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对国际贸易的一个基本认识，端正这种认识对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极为重要。
第二，建议贸易国各国政府通过设立配套保障机制等制度建设来弥补贸易中利益受损人群的损失。比如，可以建立一些体制机制性的解决补偿办法，如针对失业下岗人群的再就业培训等。这其中，中国也可以考虑提供一定的帮助。我们还要通过双边贸易政策及规则的制定，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群从贸易中获益，通过来自贸易双方的共同努力，使整个贸易更具有包容性，并逐步改变国家间贸易不平衡状况。
第三，我们应意识到，在贸易畅通的过程中，不应就贸易谈贸易，就买卖谈买卖，更应帮助这些贸易能力欠缺的国家提高其贸易“造血”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帮助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设立合资企业及经贸区等方式，使这些国家得以更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增强其自身的贸易“造血”能力，使其在未来发展中减少或消除贸易赤字，降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成本，更好地实现沿线国家间的贸易畅通。
第四，对于那些由于外汇短缺、汇兑困难而产生的贸易障碍，可以通过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缓解和改善。人民币已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得到确认。中国和对象国在贸易过程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可有效地帮助企业家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兑风险与损失。这对缓解外币硬通货美元短缺等对贸易的限制，促进国家之间更好地贸易合作将起到重要作用。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是一个过程，也可能会遭遇困难与挑战，亦须逐渐完善政策框架，稳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