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5月4日电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田爽（音）的大部分亲戚都在宁夏省的荒山上放羊。宁夏是中国西部最穷的地方之一。不过，在去年，田爽来到了山谷小镇闵宁，当地政府安排他到商业苗圃种植蘑菇和观赏花卉——这是当地扶贫计划的一项工作。田爽的名字、地址和收入（年收入2万元，是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都写在了的温室门口的牌子上。
田爽的名字同样写在了镇政府的墙上，上面还有当地其他409个人的名字。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这些人的生活水平早就处于当地3200元/年的贫困线以下了——比国家贫困线大概高出40%，但要想买新衣服或一周吃上两次肉根本不够。镇上把每个穷乡亲的困难和要求都列在了墙上。37人由于疾病拖累而穷苦；77人(包括田爽的一些亲戚)住在与外界几乎隔绝的荒地；95人身体有残疾等等。墙上还列出了镇政府对每位乡亲的帮扶，比如提供工作岗位、分发太阳能发电机或奶牛等等。
闵宁镇是扶贫模范镇，当地的扶贫计划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99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省长时提出，福建是中国南方的富裕大省。（国家扶贫计划的其中一项就是将富裕地区的专业技能和资金传播至贫困地区，因此福建和宁夏结成了互帮小组）。闵宁镇开创的扶贫体系现已扩散至中国各地。该体系重视每一个穷人，为他们量身定制扶贫计划，而不仅仅是帮助发展贫困地区，希望财富因此能逐渐流向贫困群体。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尝试该体系，不过，中国是少数几个拥有强大指挥能力的庞大官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才能落实好扶贫计划。
在全球扶贫行动中，中国一直是中坚力量。中国已消除城市地区的贫困现象（至少从它给出的定义看来），生活水平低于2010年设定的官方贫困线2300元/年的农村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由1980年的7750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430万人。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全面消除贫困人口。
两年前，习主席把这一目标定为就任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称之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任务”（中国共产党想要在2021年成立100周年时实现这一目标）。可是，扶贫工作的最后一阶段往往是最为艰难的。到目前为止，中国扶贫的成功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为身体健全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扶贫的最后阶段却成本高昂，情况复杂，因为许多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都拥有生理或心理残疾，无法正常劳动。中国政府最近一项调查显示，46%的中国贫困人口贫穷的原因都在其疾病问题。
精准扶贫将起到作用。截止到2014年，闵宁镇政府为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个人和家庭编制了《贫困家庭登记册》。2015年，政府提出要为每个人制定个性化的扶贫方案。菲律宾和墨西哥也有类似的登记册，用于随时查看贫困人口的状况，明确他们的需要，并（从理论上）避免浪费和腐败。
有迹象表明，中国确实正在改善其贫困救济的主要形式，被称为“生活保障”，或“低保”。低保计划的名声一直不好，也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不过，这一局面或将有所改变。如在闵宁镇，贫困人口正参与越来越多的岗位培训。同时，反腐行动也展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经济部的中国经济学家本·威斯特摩（Ben Westmore）日前查阅了北京大学研究人员收集的五个省的家庭数据，发现在2014年，领取低保的农村家庭中有三分之一处于贫困线以下，这一现象并没有多么令人满意，但比10%要好多了。在比闵宁镇更早开始关注个体需求的广东省，这一比例超过50%。
然而，前方长路漫漫：大多数贫困人口仍无法得到低保资助。在威斯特摩研究的样本中，这一比例为75%。贫困登记和低保户名单分别保管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两者完全没有联系起来，这可不是扶贫的好方法。
低保项目虽然大部分由中央政府资助，但实施过程由地方政府执行，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可能会设置自己的贫困线和福利标准，其中有些门槛远低于国家最低标准，分发给群众的福利金也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低保开支在2013年达到顶峰，随后就一直下降，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投入。中国在低保上的投入占GDP的0.2%，远低于其它国家的同类项目，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贫困资助金占其GDP的0.5%。
更糟糕的是，有些贫困人口甚至不在登记名册里。在山西省一个有100户贫困家庭的村庄里，只有10户登记在册，因为这10户都是村官的朋友。如果登记册造假，那么扶贫就更可能弄虚作假了。
所有这些扶贫行动都只针对农村赤贫人口。中国政府声称城市地区不存在贫困现象，即城市人口中不存在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情况，可是，这一标准对消费水平更高的城市来说太低了。威斯特摩发现，如果设立更贴合实际的标准，在他研究的五个省中，有四个省份的城市贫困人口数量比农村地区还多。
按当下扶贫速度（每年减少1000万以上赤贫人口），习近平主席应该能在2020年实现目标，这将是一个值得歌颂的伟大成就。不过，政府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帮助贫困人口，中国的扶贫行动将一直进行下去。
（编译：张玺元 编辑：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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