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周年，更确切地说，是迎来了引发危机的泰铢贬值事件二十周年。尽管此种周年纪念并不真的值得庆祝，这至少提供了一个回望过去，审视二十年来的变与不变。
当时的人们对这场危机的起因争论不休，直到今天，争论也仍在继续。西方观察人士把原因归于亚洲国家缺少透明性，企业与政府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他们把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亚洲的财经评论人士则从自己的角度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对冲基金破坏区域金融市场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出的对策则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当年，泰国中央银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疯狂夸大其外汇储备——这几乎是财政透明度典型的反面事例。外国投机者争相炒作泰铢，卖空者不仅包括对冲基金，还包括投资银行，其中一家银行就针对如何保护本国货币向泰国政府提供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咨询亚洲国家如何应对危机时，把解决危机的方向错误地引向过度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有失误。
在更为根本性的层面上，这场危机反映了亚洲历史性经济增长模式与其当时形势的不匹配。该模式强调稳定的汇率，这被认为是扩大出口的必要条件。这一模式强调投资——而大多数投资是为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服务的。这一模式还鼓励对外借款，为必要的资本成形水平而融资。
可是，到了1997年，东南亚各经济体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时，仅靠强有力的投资已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率。由于依赖外债，这一增长模式忽视了潜在危机。
与此同时，外部势加剧了这一问题。对韩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个要求就是政府要解除资本管制，这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热钱流入”现象。更普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亚洲各国施压，要求他们解除资本流动限制。这不仅使风险加大，还使固定不变的汇率的问题变得更大。
上述简要概括的危机内容凸显了之后二十年发生的变化。
首先，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将投资率和经济增长预期降低至可持续发展水平。如今，亚洲各国政府仍然强调增长速度，却绝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高增速。
其次，东南亚国家现今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国的汇率拥有完全弹性，至少东南亚各国政府废除了刚性的固定汇率，而固定汇率正是在1997年造成其经济脆弱不堪的源头。
第三，诸如泰国等过去存在大量外部赤字，极为依赖外国资金的国家当前正处于盈余状态。手握外债有利于他们积累外汇储备，而这是一种保险。
最后，亚洲国家现在正共同努力推进区域化进程。2000年金融危机后，他们达成了《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形成了一个金融信贷与互换的区域网络。如今，亚洲国家有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为各个地区的发展提供资金。
我们可以将以上倡议理解为对亚洲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愉快的交往经历的回应。更为根本性地是，这些倡议反映了中国的崛起。1997年，中国尚不清楚自身在本地区的角色，也不是日本倡导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拥护者。由于缺少足够的支持，这个组织最终夭折。
在此之后，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领导力有利于推进亚洲制度建设，深化区域合作。这一转变伴随着中国二十年强劲的经济增长，是金融危机后影响亚洲的最重要转变。
如今的中国就像二十年前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发展阶段已超越增长模式。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研究过亚洲金融危机。否则，中国注定重蹈覆辙。
关于作者：
Barry Eichengree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高级政策顾问。
注：本文原文为英文，译文未经作者审校。
（编译：晏俊、杨唯怡 编辑：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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