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7月26日电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就在最近，摩西·卡贝特·比贡（Moses Kibet Biegon ）急需一笔贷款，原因风刮跑了他家的房顶。他从肯尼亚西部城市凯里乔的Imarisha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借到了这笔贷款。Imarisha将其57000名储户的存款以各种形式贷出去，如学费、企业项目或像比贡修房顶这样的个人贷款。Imarisha还建立了一个用于补助医疗费用的基金账户。此外，所有的成员者能从Imarisha的投资项目（如在2016年投入运营的购物大厦）获得红利。
像Imarisha这样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SACCOs）堪称非洲版的信贷联盟：合作组织由成员共同拥有，通常以社区或工作场为基础进行组织。有些属于农村自助团体，成员只有几十个，安全系数高；有些则拥有强大的分支网络和灵活的移动应用。专为肯尼亚教师提供服务的 Mwalimu National是储蓄与信贷合作社最大的竞争银行，甚至也购买了一家银行。
Mwalimu的老板Robert Shibutse认为，合作社模式使金融“更加人性化”。不过，储蓄与信贷合作社不仅仅只有拳脚功夫。在肯尼亚，合作社的实力最为宏大，较之与普通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它们能为土地、住房、教育和农业提供更大金额的贷款。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在肯尼亚所有的住房信贷中，储蓄与信贷合作社以及其它合作社提供的贷款超过90%。在卢旺达，合作社的储户数量是银行储户的两倍。加纳和坦桑尼亚的合作社储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储蓄与信贷合作社之所以能扮演慷慨借贷者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储户之间通常要么是同事关系要么是邻居关系。这就使得借贷者更容易判断风险、催促还款以及服务大众百姓，而后者往往是普通银行不愿过多涉及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填补了农村借贷的“空缺”， Lance Kashugyera这样说道。Lance领导乌干达的一个政府普惠金融项目。在肯尼亚，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的利率通常要高于其他银行，但是储户有权选择是否出借，通常来说，他们可以最多借到三倍于其储蓄金额的贷款。2016年，肯尼亚最大的储蓄与信用合作社的贷存比率为109%，即借贷的外来资金数量超过其储蓄资金数量。“贷款的需求非常高，而人们的储蓄意识很薄弱。”乌干达一家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这样感叹道。
在乌干达，最大的危险来源于官员收礼。2005年，政府承诺在每个次级县设立至少一家储蓄与信贷合作社，提供捐款与低息贷款等援助。于是当地有钱人风风火火地成立合作社，用以收钱。合作社成员们将借贷看作是执政党的一种施舍，几乎不打算偿还贷款。当现金借完了后，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就破产了。“它们都很政治性质的，” 伊甘加区的James Lubambo叹气道，一口气列出了当地11家最近破产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的名字。
事实上，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的现状通常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2016年选举中，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在坎帕拉表现不佳后，亲自向该市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发放了1亿先令面值(折合28000美元)的支票。相比之下，一项调查显示，在卢旺达，尽管有四分之一的成员是出于公民义务感才不得不加入，高效但专横的政府仍从零做起，成功建立起一个储蓄与信贷合作社。
对于政府来说，提供帮助的办法有更多。其一是堵住监管中的巨大缺口，在某些国家，这些缺口与其他非金融合作社捆绑在一起。即使是偶尔的失败和欺诈也会损害公众信心。2010年，肯尼亚为“吸收存款”的国内最大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创造了一个新的监管机构：它正在逐步实施资本条件的要求，但是资金仍十分缺乏。经过十多年的讨论，乌干达于7月1日提出了一套新的规则。它还在运行一个为期七年的项目，将对小型农村储蓄与信贷合作社领导人提供培训，以更好地管理储蓄和信贷。
此外，也还有其他难题。银行贷款的利率上限加剧了对信誉良好的借款人的竞争，肯尼亚的储蓄与信贷合作社面临着受挤压的压力。他们还需要适应移动银行业务，这些业务能帮助银行接触到以前只属于储蓄与信贷合作社的客户。尽管如此，合作社的模式仍与众不同。比贡怀疑一家银行是否会为他的屋顶维修提供资金。他表示，储蓄余与信贷合作社是“我们的希望”。
（编译：张玺元 编辑：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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