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9月14日电（信莲） 据BWCHINESE网站9月24日报道，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高层领导人一致认为，年底前经济工作的重点将是推进改革，优先于出台刺激增长措施，并接受了经济增幅可能低于7.5%目标的现实。
而在上周，新华社发布了一系列文章表示，呼吁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发出预警称，降息会导致人们丧失对改革的预期，市场应该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一般而言，“新常态”是指在经历了过去30年经济井喷式增长后，中国应该适应相对较缓的经济增速，并且直面“三期叠加”的困难。事实上，用习近平的话说，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新常态”就是不再以“GDP论英雄”。
但是，对于已经习惯GDP目标制的中国行政系统，做出改变非常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制度和思维的惯性因素，还有现实的焦虑。
因为一旦失去GDP增速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不会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做出刺激性的配合，而一旦经济放缓，将暴露地方债务问题并让财政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将考验每一个地方官员。
在中国经济杠杆率最高、产能过剩严重的时候出现政策的逆转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不过，由于过去对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动不足，导致了太多矛盾和结构性失衡的积累。
当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如果不尽快通过改革化解这些矛盾和失衡，中国经济将会因不能承受这些问题而被压垮，因此，经济改革的时机无法挑选，中央政府是在与时间赛跑。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已经表示，中国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他同时指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就业不降反增，主要是改革发了力。
事实上，李克强近期已多次就此表态。8月27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曾明确表示，“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点没变宽松，唯一的‘刺激’就是强力推进改革”。
摩根士丹利亦在其最新研报中指出，央行近期的操作显示，官方正在通过这种定向宽松来顶住全面降息或是全面降准的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形势，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表示出乐观的判断。
他认为，如果从GDP增速是否会“跌破7%”、就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三个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风险和政策底线，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不存在，“所以不会有4万亿这样的强刺激出现”。
那么，新常态下，我们有没有机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马蔚华表示，“弯道超车”懂得“变动中才有机会”，不变动就没有机会。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里，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到10%。
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这个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如果GDP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
这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措施配合。所以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机遇。
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千亿人民币，而未来7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国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国只有45%。
中国013年服务业的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的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了制造业，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要达到50%，就是说第三产业等于第一产业加上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还有农村人均收入的增幅今年已经超过了城镇人均收入的增幅，资本的输出已经超过了资本的流入，中国成了资本净输出国家，发生了很多历史性的变化。
城镇化的机会。中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去年公布的数据是53%，但那时候讲的是以往的城镇化，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一个特别的会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一个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所谓新城镇化就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
所谓人的城镇化，农民进城，不是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个不叫城镇化。
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是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敢的设想。
2.6亿农民工进城，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和我刚才说的服务业是有密切关联的。
过去计算过，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块，基础设施投资，算算2.6亿是多少？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着巨大的差别，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这是过去的数字，不一定准确。
总之，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过去的三十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中国现在叫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两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
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五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
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么长的时间。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福布斯》算过的，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如果把北京成本指数定义为1的话，上海、广州、深圳、宁波这些地方是0.87，西部只有0.67，像武汉这样。
也就是说你在中西部办企业，这个成本比北京节省30%多。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现在要到中西部办厂、办企业，你也不能眼睛光盯住劳动力比东部便宜这个优势，这个优势转瞬即逝，一开始就应该把眼光定高，将来要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在中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了。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
基于这方面，我们将来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我这里有个数据，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每年增长将近100%。
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我们走出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战，制度、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又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
另外，欧洲的国家也积极地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
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按照过去统计局的行业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是和过去不一样的。这个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
基于社交网络趋势的，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的，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太多了。人们的生活完全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