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为有效应对疫情，广大农村地区采取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等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涌现了一批“硬核”防控的好办法。但是，部分地区采取的防控手段却值得商榷，如“断路封村”“渣土堵路”等。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很多思考空间。

从立法上看，要进一步健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疫情防控暴露出一些现行法律间不协调、不完善的问题。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强调以“块”为主的政府统筹协调和属地管理，传染病防治法则侧重以“条”为主的卫生部门的行业管理，二者需要进一步协调。疫情结束后，要加强法律之间的配套衔接，形成统一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

从执法上看，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并且由专业执法人员执法，而村委会干部没有执法权，一些做法虽然是为村民生命健康着想，但是却不能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创设执法权。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农村地区通过断桥断路防堵外地人口进入的做法超越法律界限，虽然目的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手段却不合法。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不能为追求目的的正当性，而忽视手段的合法性。

一旦进入应急状态，为有效防控疫情，公民部分权利会受到限制和缩减。但是，限制公民权利必须具有明确法律依据，严格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不能单纯为了追求立竿见影的疫情防控效果，置法治原则于不顾。

在防控疫情过程中，多地倡议民众不聚集、少出门，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集聚。然而，仍有少数村民抱有侥幸心理，存在聚众打牌、串门聚餐的情形，随意公开疫情地区人员的身份信息，有的甚至刻意隐瞒旅居信息、接触史，有些面对警察的批评教育抗拒执法，给防控工作带来严重阻碍。这种情况反映了法治意识和公民责任感的缺失。在疫情期间，少聚集、不聚集不仅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他人负责，这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公民责任感的体现。

由此可见，疫情过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法治宣传和普法工作，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鲜活度。比如，对于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等行为，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刻意隐瞒自己的旅居信息，随意公开疫区人员的身份信息等行为，要用在疫情防控中发生的生动鲜活的案例，普及野生动物保护、遵守社会秩序、履职尽责方面的法律知识，逐步提高大家的法治意识。

此外，重视培育乡村法治文化环境也是关键环节。良好的法治文化环境可以促进村民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法治意识，要注重乡村本土文化，因势利导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挖掘农村法治文化资源，将农村自然法精神与国家成文法体系有机融合，为乡村法治文化创造良好环境。

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村“两委”干部积极参与防控，工作强度大，多地探索村民担任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取得良好效果。在今后工作中，要继续积极推动村民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发挥农村乡贤的引领作用，推举德才兼备的人作为志愿者队伍的领头羊。

疫情下，防控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防控过程中还要坚持法治原则，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农村地区法治工作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