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发生后,毕业生就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影响最大最直接的是求职方式全部由线下改为线上。不少在秋招持观望心态的学生,原本想在春招期间大展身手、斩获理想工作,哪曾想学校乃至全国都没有线下招聘会了,加之长时间居家学习生活,求职压力倍增,毕业生中紧张、焦虑情绪蔓延,消极就业、“二战”考研、慢就业、不就业等情况明显增多。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长167万人,人数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毕业生人数,另一方面,是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依旧存在,就业问题愈加突出。
在毕业生及用工需求单位中,经管行业越发明显。国内毕业学生中将近三成就读于商科类专业,同时不断增长的归国留学生人群里更有将近一半都是学习的商科相关专业。而即使金融业作为商科学生最大去处,其每年能容纳的新增应届生的数量也有限,商科生读研比例居高不下导致了学生过渡专注于头部机构核心岗位的就业机会。金融业从业人员在一千万左右,其中银行从业人员达300多万人,占比超40%;其次是保险公司,从业人数总量与银行相差无几,但大部分都是营销人员。金融业从业人员虽多,但就业“很卷”,尤其是核心岗位的就业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现象,大型国企类保险公司只有42万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数为30万左右,公募基金从业人员约2万人,等等;而每年招聘人数更少,但商科应届生每年供应却高达几十万之众,且理工、文法、史哲等其他学科也有部分学生准备加入金融求职大军,供需关系的紧张导致金融核心岗位要求水涨船高。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委员会委员、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认为,与金融就业竞争压力与日俱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校大学生由于对职场、人生理解有限,所学课程与岗位要求脱节等普遍准备不足,而新冠疫情进一步阻断了不少学生的实习实践,从而导致学生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剧。管清友说:“在学生时代,学生的很多价值观以及社会观的形成都是缘于学校教育,从而导致了未接受过 ‘社会大学’的‘毒打’的学生,对于社会的认知度不高,即使部分学生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定的规划,却也往往缺乏一个实践论证的机会,最终导致理论和实际相脱节。当学生‘找工作’这一焦虑在毕业之际集中爆发,学生必将在社会上屡屡碰壁,怀疑自我。”
同时,北京科技大学MBA导师、价值立方联合创始人陈利俊表示,企业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处,但综合来讲,现阶段社会各方在就业方面的准备也并非完美。从职场的角度看待学校的知识体系,学校确实可以帮学生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但理论与业务实操相去甚远。学生在认知方面,不管是企业对业务要求的认识,还是岗位对专业能力的要求,都是与学校所学内容脱节的,而实操又非常重要,而学生在学校的环境里,又很难短期内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从源头上讲就是自身与事业的价值匹配度不高。
究其症结,还是出在学校多年的教学习惯上,在找工作这个问题里,学生们会突然发现,“分数”这一过往最核心的衡量个人价值的KPI失灵了,面试考核、工作能力,相比于做一套试卷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就业”是一项社会对学生的综合认知、行业理解、实操技能、情商智商表达等多方面的综合考核。
甚至迷失的不止有应届生,还有很多在找到工作以后,技能尚未成熟,对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想转行的人们。“男怕入错行”这一古老谚语在今天仍然成立。有不少人,入错行,四处碰壁,心灰意冷,兜兜转转之后已经“人到三十”。
多实操、快上手培养实用型人才
学校教育和职场之间存在巨大的罅隙,是既成的事实,也是个体从发育期到成熟期断层的映射。校园和社会的差异,如同柏林墙两端的世界,以毕业礼为分割点。职场竞争力的差异,并不是在毕业的这个时间点才显现出来,而是在刚进大学的时候,甚至在K12阶段便客观存在。
大部分学生在学校读书期间,学校老师更多是讲授“理论知识”,如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等基础理论,但是金融机构要求掌握如何做资本运作,如何建立投研体系,一级市场的项目如何承做、资管业务如何开展等等。大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所需的实操知识并不是对等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大学很有作用、有价值,能帮学生们打好地基,但是与社会连接的‘最后一公里’是缺乏的” 曾担任投行高管、现任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多所高校硕士生导师的冯申教授说。
直到临近毕业,学生们才发现,实操所需要的知识学校里都没有教,而用人单位则抱怨应届生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因而形成了很大的错配,这些年来这种错配越演越烈。
面对困局,决策层也在尽力推动制度改革,如2019年初发布的“职教20条”中便有相关内容,鼓励校企合作,让更多的大学生提前接触社会。然而问题的症结还是市场的供需关系,便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由此催生了市场化的职业教育企业。
校企联合 为人才 “架桥”
“事实上,高校和企业一直在寻求办法去改善学生能力与企业需求错配问题。如果根据企业的需求,改变大学专业和课程,并不现实,因为过去的学科建设已经相对固定了,学科建设的改变是系统性的庞大工程。另外,按照太细的方向去设置专业,对于高校成本也过高,比如说学生想要未来从事券商工作,而一个证券公司有很多部门,每个部门有不同的业务,比如很多学生喜欢的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门,里面有企业上市、债券、并购、再融资等业务,又设立了资本市场部(DCM、ECM方向),内核、风控、指控及运营等岗位,每个方向需要的人并不多,业务还经常更新,如果开设这样的细分课程就很容易造成教师资源的浪费。我们需要鼓励高校的老师去接触企业、了解部分业务,但期待高校老师去讲授全部课程是不切实际的。”冯申教授表示。
除高校外,企业或者是社会协同解决问题,也是重要方式之一,毕竟把所有的压力都给到高校是不现实的。企业需要人,让企业去提前培养,从成本的角度,企业也并不愿意也不擅长大规模化的培养大学生,比如企业很担心培养完人之后,人员流动性快,企业就是在做赔本的买卖。但是,企业又确实有能力和需求去承担培养人的责任。
那么谁来扮演培养成熟的职场人的角色呢?我们不妨去思考,政府放开部分权利给到社会,那么学生的职前教育,是不是也可以由一些专业的机构去承担呢?
“职业教育并非1.0时代的找房中介。学生求职难的根源,并不在于求职信息的不通畅,而是能力不对称。既然学校层面解决起来比较难,企业也没有动力规模化的进行人才技术培训,那么不如由专业化的机构来完成。” 曾入选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达沃斯全球杰出青年邹永胜提出建议,“专业机构的优势在于,其可以根据企业需求设立不同的方向,给不同的学校和学生做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同时,高校可以多一些包容性,例如国外大学可以接受采购一些第三方的职业服务,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学,增加学生的实操及专业能力;在这点上,国内的高校普遍不够包容,很多名牌大学都觉得自己的学校就是顶流,学生并不用为就业提前做太多准备;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就业办老师身对于学生就业问题并没有什么感觉,认为学生要毕业了,自然就能找到好工作,但往往事与愿违。”另外,很多老师认为学生最终都会有去处的,只要能解决“就业率”就好。但一个人不仅要就业,还要就好业。职业上的错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学生选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工作了两年,因为不喜欢,三年之后又要跳槽。这种行为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损失,对于个人更是一种损失。所以为学生职业着想,国外高校引入专业职业服务的做法值得国内高校借鉴。
种种因素催生了职前教育,这个嫁接校园和企业之间的桥梁。职前教育机构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解决学生在毕业时间点的焦虑问题,更多在于从早期改变学生的职业意识,提升学生的实操技能以便为了他们的职业有更多的选择。“一次关于求职的引流讲座,一堂试听课,对一个学生而言或许都是一场思维冲击。百年树人,教育为本,职前教育机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承担起其应负的重任。”邹永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