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寻医问药难问题引发监管层关注,相关政策已经松动。
在药品可及性方面,12月19日,国产新冠治疗药物“阿兹夫定”在一度下架之后,重新在互联网平台上架。
在医疗可及性方面,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规定医疗机构可以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患者、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居家的,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处方。这意味着,在新冠病例大幅增长期间,国家卫健委破例为互联网诊疗平台放开首诊服务。
防疫兜底保障,事关消费者信心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此后,各地纷纷取消查验核酸阴性证明、健康码等人口流动限制,封控社区、小区陆续解封,无症状、轻症新冠阳性患者可以居家治疗。
不过,尽管各种公共场所扫码取消,但由于第一波感染高峰期的到来,很多地区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消费场所尚未较快恢复。
消费信心低于预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许多居民防治新冠疾病的就医用药需求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具体来说:一方面担忧在公共场所消费可能威胁健康。在管控措施取消之后,在公共场合被感染的概率加大,如果医疗救治、用药保障等没有及时跟上,便有进展到重症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防疫相关消费对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买不到药、看不上病唤起人们对2020年高致病性毒株的恐惧,导致很多人或者在N95口罩、抗原试剂、对症治疗药物等方面过度投资,或者遭受零售药店、“黄牛”中介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或者担心疫情严重后“封城”重新到来而转向避险性投资(如银行储蓄),这些都将限制人们的消费力。
2022年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615亿元,同比下降5.9%,相比10月份的-0.5%,同比降幅再次扩大。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央决定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恰逢其时,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在新旧政策转轨阶段,做好就医用药保障等防疫兜底保障措施,不仅事关捍卫公众健康,而且事关提振消费者信心。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会议特别提到,改善社会心理预期。实际上,奥密克戎变种毒株本身的危害并不严重,正如每一年的流感疫情并没有冲击严重经济和民生。在当下从防感染到防重症的防疫新阶段,也要防止出现新冠疫情以外的次生事件——对经济和民生的外溢性影响。
做好就医用药保障,关键是稳定预期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2月13日到北京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当前,北京市新增感染者处于快速增长期,但绝大多数为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目前在院重症危重症患者50例,多有基础性疾病。当务之急是支持北京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对此,笔者建议:
一是改善对医药产业链韧性的预期。12月以来,各地放开防疫管控出现“急转弯”。据笔者了解,多家制药企业与社会大众几乎同时知晓新政策,而扩大产能大约需要1~2周,以致投放到市场的许多中西药、抗原试剂出现阶段性短缺。
疫情暴发以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由各级工信(经信)部门牵头,各地建立《医药储备调拨应急预案》。一般来讲,启动应急预案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等级制定。然而,本轮防疫政策调整罕见地属于“降级”而非“升级”,对其后出现的阶段性感染峰值,各地明显预估不足。下一步,在应对后续的感染高峰期间,各地要基于本地的公共卫生应急水平(如适宜度、脆弱度),充分评估防疫政策对医药物资需求量的联动影响,在签署保密协议的前提下,提前组织有关制药企业调配资源、扩大产能。
二是改善医疗资源受到冲击的预期。如果说医药物资可以在短期内补上,那么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则难以在短期解决。2020年,面对高毒性毒株,借助应急改造专项财政资金,各地大幅扩建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分院区。随着新冠病毒越来越“流感化”,甚至或将取消“按甲类传染病管理”,传统投资模式已不可持续。近期,一些地区使用城投债等地方政府信用募资建设方舱医院,如今这些方舱医院又面临被闲置的处境。
下一步,地方政府要扭转公共卫生投资“重物轻人”的倾向,将更多财政资金用于对一线医务人员提供补偿,特别是全面落实防疫补贴、津贴相关国家政策,最大限度减少医务人员流失率。凭借各地在感染峰值上的时间差,调动外地医师、退休人员、待毕业的住院医师等对重点疫区予以支援,确保新冠阳性医务人员稍作轮休,而不至于发展为重症。
对于已经建成的防疫设施,尽量不要“大拆大建”、重复建设,而是盘活存量资源。比如:鉴于许多医疗机构不具备设置阳性、阴性分区的条件,一是苏州等地在社区15分钟活动圈内,将既有核酸采样点改造为“发热诊疗站”,为患者开具相关药物,提供健康教育;二是在实施轻症、无症状阳性人员居家治疗政策后,北京等地将腾退出来的方舱医院改造为“简易发热门诊”,由区级三级医院的医生坐诊;三是一些专家建议,对于不具备居家治疗条件(如:城中村、筒子楼)的居民,可将部分方舱医院改造为“自助式医疗点”,配备极少量医务人员或护理人员,从而缓解社区交叉感染,确保全天候健康监护,畅通向上转诊通道。
三是改善对防疫物资充足性的预期。中国是布洛芬等退烧药的头号生产国,只要现有产量得到合理分配,不会造成用药难问题。长期以来,针对流感疫情、“流感化”后的新冠疫情,存在“藏药于国”“藏药于民”两种路线。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关键是评估集中储备的规模效益、分散储备的去中心化效益,并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安全性、经济性、便利性等指标。
当前,既然发烧等四类重点药物购买已经放开,就应该以“藏药于民”为主要路线,兼顾考虑遏制哄抬物价、倒卖药品等违法行为,建议对防疫物资(如:抗原试剂、对症治疗药物)在社区医疗、零售药店等渠道的流通实施“实名制”和“限购制”,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地方政府向自主申报病情的居家治疗居民发放“防疫健康包”。
作为应急储备的补充,“藏药于国”应聚焦于具备对因治疗而非对症治疗的少数独家不可替代的药品,在关键时期投放市场,用于平抑价格和引导预期。只有当广大民众意识到防疫物资供应无忧,且政府会充分保障重点人群健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防疫物资投机行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