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可以按没有互联网的方式生活；但有了互联网之后，人们的生活就再难脱离互联网了。
如今，互联网早已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淘宝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微信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抖音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支付宝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滴滴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钉钉改变了人们的协作方式……
如果顺着这些改变提炼出一个问题——“哪些互联网公司深刻地改变了国人的生活方式”，那答案里一定少不了阿里巴巴。
9天前，马云在阿里过25岁生日时发的那封内网帖子，就让很多人梦回那个从无到有去创造的互联网垦荒时代。
2024年9月19日，是阿里上市10周年的日子。
10年前的今天，阿里正式登陆纽交所。此次IPO融资额达到250.3亿美元，创造了彼时美股史上最大规模的IPO。
这成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高光时刻。当时的行业观察者纷纷表示：阿里巴巴上市，标志着全球互联网的中国时代开始到来。
十年过去，中国互联网经历了很多峥嵘岁月。到了今天，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整体壮大了，却也同时面临着整体估值偏低的问题。
10年前，阿里+腾讯的市值是亚马逊市值的2.5倍，10年后，时移势易，阿里+腾讯的市值已不及亚马逊一家市值的1/3。
美股“科技七姐妹”市值高达13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92万亿元），中国市值前七名的互联网科技企业市值总和则为约1万亿美元，相差悬殊。
越是这样的时刻，或许我们越应该思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尺，给这些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称重”？
主流商业叙事以市值或股价为锚点时，总是容易陷入以财务分析或产品至上视角衡量公司好坏的偏倚当中。
但在这些“可量化”的基本面因素之外，在十年来的收入与利润倍增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创造价值的倍增。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说：“判断一个企业是不是好企业，除了经济维度，还需要有一个社会维度。社会维度是有关企业存亡的一个重要维度，企业是社会和经济的产物，社会或经济可以在一夜之间就使任何企业不复存在。”
说白了，就是评价企业时，除了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之外，还应有更多元的视角，包括主动去创造社会价值的意愿与能力。
以阿里为例，阿里25岁生日之际，网上有不少讨论：有人说起多年前阿里技术员工支持开发的“团圆系统”，和公安部门配合之下，截至今年5月，“团圆系统”已帮着累计找回儿童5113名；有人说起最近高德在无人区竖起“孤独的广告牌”，帮助可能需要的驴友使用无网导航和卫星求救功能；有人回忆起2008年为支持青川震后重建，阿里“先干7年，7年不够就再干7年”，成为坚持支援建设时间最长的企业之一……
▲前段时间，高德在沙漠、戈壁和草原竖起了三块“孤独的广告牌”，旨在用新上线的无网导航和卫星求救功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些在平台附加的价值之外“本来可以不做”的一个个选择，在更具象的层次上定义了这家公司。
马云的内网帖子中也说，自己更骄傲的是阿里有幸参与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从帮助无数年轻人创业开店，到用技术减少拐卖儿童现象，到解决春运抢火车票难题，到那么多优秀员工放下舒适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去贫困地区担任乡村特派员……阿里人业绩以外的“侠气”有幸得到了认可。
而一家主动与社会需求深度共振的企业，显然值得用更多价值标尺去丈量。
作为长期价值投资者，“中国巴菲特”段永平曾说过：“估值判断不出一家企业真正的价值，我从来没见巴菲特按着计算器去估值一家企业。”
他说自己选公司主要看两个东西，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文化，是一家伟大公司的根基。”
去年底，段永平在雪球平台高调表示，“过去我觉得马云很了不起，今天我依然这么觉得，和股价无关。我眼里那个马云就是那个骑着自行车随时准备逃跑但依然壮着胆子对着那几个偷井盖被的大汉大吼一句的汉子。”而他自己也在为值得的东西“投票”，为信奉的价值“买单”。
这背后隐含的市场理性或许在于，能主动追求创造社会价值的公司，往往有意愿、有能力、更健康、能持久。
都知道，阿里有横跨三个世纪的“102年愿景”，如今进度条已过去了约1/4。
过去25年里，阿里“一次次地出发、试错与重构，一次次地改变世界与被世界改变”的故事，丰盈着人们对阿里的认知。
在内网帖子中，马云说：“阿里之所以是阿里，那是因为我们有理想主义精神，我们相信未来，我们相信市场，我们更加相信只有为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善良公司才能坚持走完102年路程。”
上市10年，在“为社会创造真正价值”的考卷上，阿里持续作答。
阿里的下个十年会怎么样？时间会给出答案，也会为它“称重”。
但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妨将更多元的价值标尺用到对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的价值衡量之中。
佘宗明（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