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衡阳市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已退休10年以上的环卫工人，大约有六七百人。他们的退休工资，至今还是2000年的标准，每月800元左右；加上原单位发放的补贴，每人每月的养老金在1000元上下。已至暮年的他们，日常生活被粘结在低劣艰辛的层次上，与贫困进行着没完没了的打不赢的战争。他们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今年5月份，这些沉默着挣扎了几十年的劳动者们鼓起勇气给省领导写了封公开信，希望能“像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一样”，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
大街上的陌生人
1970年，19岁的粟晓玲已在衡阳县乡下待了两年。她是下乡锻炼的知识青年，整天“跟农民伯伯打成一片”，感觉单调而辛苦。这一年，衡阳市卫生系统去衡阳县招工，打着医院、防疫站等单位的旗帜，很是诱人。粟晓玲以为能去医院工作，兴冲冲报了名，来了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市环卫处。她看到环卫处只有一间破房子，工作也又累又丑，就不想来，把户口装到身上，不去报到。环卫处说你再不来，户口就要吊销了！粟晓玲才扭扭捏捏地来上班。
今年61岁的粟晓玲，身材高挑，脸上仍能看出年轻时美丽的痕迹。她说：“……来了就扫大街。那时候好害羞的。我把口罩戴到眼睛下面，帽子压得低低的，不让别人看见。人家问我在哪个单位工作？我说是兵工厂的。人家问是哪个兵工厂？我说是‘1009兵工厂’，因为我们挑粪桶，一根扁担是1，两只粪桶是两个0，还有一个挖粪的勺子是9。”
23岁时，粟晓玲找了对象。男方是本单位开垃圾车的司机。那时候，整个衡阳有江东、城南、城北3个区，只有3台垃圾车。没有拉粪的汽车，没有水车，环卫工自己拉着板车，拿着扫把清扫大街，灰尘喷得他们全身都是，很多环卫工得了肺结核。粟晓玲得的是关节炎，因为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都要出来干活。秋天落叶多，要一天到晚不停地扫。单位规定，扫大街的环卫工凌晨4时就要出来，要在普通市民上班之前，把大街打扫干净，但有的老工人3时就出来了，扫完一遍大街，他们还要回去给小孩做早餐、穿衣服，送他们上学。
除了扫大街之外，环卫工的工种还有掏大粪、扫厕所、运垃圾等。在一般市民眼里，他们是大街上的陌生人，是经常看见却不会感到兴趣的人。他们从事着肮脏、劳累、单调乏味和贬低身份的工作，一天又一天，她们习惯和麻木了个人尊严受到伤害。她们没有社会生活，没有休闲娱乐的时间和心情。
刚参加工作时，粟晓玲的月工资是27元。1979年工资改革，她的月工资涨到了50元，与企业单位职工差不多。那时候到处都是穷人，生活却也能过得去。环卫处是事业单位，是“吃皇粮的”，收入旱涝保收。他们星期天可以休息，看病可以实报实销，不用自己掏钱。单位的劳保福利很好，女职工每月有卫生费，还可以领到肥皂、解放鞋、喝水的小铝壶等等。
女掏粪工今昔
张九妹是湖南零陵人。母亲怀她6个月时，父亲去世了。生下她两个月后，母亲去世了。奶奶带她带到7岁，奶奶也去世了。小姑把她带大。她喊小姑叫“妈妈”，喊姑父叫“爸爸”。1948年，姑姑和姑父调到衡阳铁路材料厂，张九妹跟着来了。
1974年，衡阳环卫系统招工，280人的指标，铁路家属就来了180人，其中就有张九妹。那时候她已30多岁，在衡阳冶金厂当临时工。她的丈夫，是这个单位的正式工。张九妹也想要个“正式”的名分。
来了就当一线工人。收尿、掏粪。第一次去收尿，老工人领着她，跟居民说这是环卫处新招的工人。居民看不起她，说“你怎么来搞这样的工作呢？这个工作好丑”！居民家里装尿的器皿，有的是痰盂，有的是尿桶。张九妹到家家户户去收，把尿倒进车子里，再拉回单位，倒进池子。一个月的任务是100多担尿，超额一担奖励8分钱。张九妹每月能超额四五十担，多则超额100多担。丈夫和两个女儿放了假，也来帮助她收尿、拉车。
掏粪时，她负责5个厕所，有居民的、单位的、旅社的，从凌晨一直干到晚上六七时。每天在疲惫和烦恼中回到家里，还有4个孩子等着她照料，忙不完的家务事。翌日凌晨3点半，张九妹就从家里走出来。她家住在江东，上班在江西。10来里地的路，公交车票两分钱，张九妹舍不得买，步行上班。早晨去得晚些，有些厕所的粪就让农民偷走了。有一天，张九妹少掏了7担粪，单位扣了她的工资。
舒适和体面的工作，对她是一种奢望，有时还要挨打。张九妹说：“……我到小旅社去挖粪，去早了他们还没起床，怪我去早了，去晚了说我们吃饭呢，你挑粪过来好臭的！一车粪装6担半，居民把我的名字也叫‘6担半’，我从他面前过，他就吐口水：‘赶快过！赶快过！’‘你是不是劳改犯，怎么会来掏大粪呢？’我说：‘我是劳改犯，你更是劳改犯！毛主席说72行行行出状元，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们说：‘“6担半”好厉害呀！’就围着我打。经常挨打。‘好讨厌你这人！’老年人也打我，看不上眼。”
“碰到农民来掏粪，我要跟农民打架。几个农民一起上，我怎么打得赢？我就拿起扁担打。居民不会帮我的忙。我没办法，就站到车子上面，把脚扒开，用粪勺挖起大粪，哗哗哗，往他们身上泼粪。农民都吓跑了，居民出来看：‘这个劳改犯，好厉害，把农民都打跑了。’”说着，张九妹呵呵笑起来。
当时，像张九妹这样的女掏粪工，在她所在的区里还有二三十个。其他几个区也大抵如此。在这个职业领域，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她们每天都经历着由于没有尊严、没有安全感的种种痛苦。这是一种自我伤害化的“男女平等”。
有一年夏天，张九妹掏了一车大粪，拖回来时，走到湖南路，突然晕倒了，行人把她送到医院，一量是高血压，心脏也有问题。“1977年我调到江东。主任看我掏大粪好厉害，分我到火车站。那里的厕所多。楼上旅客屙尿，下面一个池子，像壕沟似的。我下到沟里掏……讲起来好丑！有时上面的旅客解完大便，要放水冲，我正在下面挖，屎和水一起冲下来，全都冲到我大腿上了。”
她笑着，似乎是轻松地讲述往事，但是每讲一段，她就要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好苦哇……”
这些饱经沧桑的人们
一起招来的180名铁路家属职工，干着干着都跑了。张九妹说：“我是坚决干下去，因为可以拿到退休工资，结果退休工资还是这么少……”年复一年，张九妹掏了10来年大粪。退休前三四年，掏粪不再用人力了，单位安排张九妹去当门卫。1987年张九妹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