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时候，她、粟晓玲以及其他的老环卫工们，他们都相信最苦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的所有牺牲，会换来晚年无忧的生活保障。但渐渐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持续远离而不是接近理想中的幸福余生。
退休时，张九妹的退休工资是56元/月。现在是1007元/月。退休不久，丈夫就去世了，4个孩子陆续长大。原来的房子要拆迁，如今她单独住在一间租来的屋子，每天早晨5时起来，刷刷牙，洗洗脸，去湘江风光带走走。回来，看外面有喜欢的早餐，就买点吃，不喜欢就自己做。烧气贵，她就烧煤。孩子们不让她做事。中午吃一餐饭，晚上吃中午的剩饭，7点钟看新闻联播，然后睡觉。
如果没有病痛的折磨及账单的威胁，75岁的张九妹，尚能过上一种最低限度舒适的生活。但，生活费用的持续上涨和缺乏基本的医疗福利保障，使她余生的前景不断暗淡。
“那时年轻，好多疾病没发出来。脏水是有毒的噻！年轻时可以抵得住，老了病就来了。我阴道发炎有六七年了。一个月吃药得三四百块，难得治好。我还有高血压、关节炎、慢性咽炎……好多病。衡阳上坡路多，我的关节炎是拖大粪车拖的，身上衣服湿了，顾不得换，就在身上溻干了。”
她的前同事，珠辉区的环卫女工王维敏，1997年因工伤提前退休。她有一个邻居，在粮食系统企业工作，与她同时退休，退休金比她少200元。现在邻居每月能拿1400多元退休金，王维敏只有1003元。她爱人没有工作，也没有退休金。六七年前，王维敏开始用一个破旧的小本本记账，买几毛钱的菜都要记上。他们全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是1000元。如果开支不超标，他们可望每月有3元钱的结余。实际上，他们一家的生活，全靠丈夫做生意的妹妹接济。
“上个月我爱人摔伤了肋骨，不敢去医院，”王维敏的丈夫刘先生说，“因为医保每个月只报销几十块钱。上次她去看眼睛，检查一下，买两瓶眼药水，就花了130多元，她心疼得不行。医生开的药方，她拿到药店里买便宜药。但医生也怕病人去外面买药，写的字外面不认识，只好在医院里买。”
他们是长期陷入贫困，而又缺乏福利依赖的一群人。由于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变化，因而他们的退休工资实际变得越来越少。他们也无从弥补家庭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赤字。贫穷使他们丧失了摆脱贫穷的能力，腐蚀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蒸湘区68岁的袁良凤、雁峰区78岁的费锡玉、珠辉区67岁的戴丽玉……她们个个饱经沧桑。退休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们，除了自己的家人，他们真的被社会遗忘了。她们已经习惯了承受经济的压榨和社会地位的低下，他们经历着超越自身能力控制的命运的一次又一次跌落。他们每天所发自心底惧怕的，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2006年起，原单位为他们发了每月20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使他们的退休金达到了每月1000元左右。此后又原地踏步了6年。2009年，根据省里的文件，他们的人均津贴水平有望达到每月650元。有几十名老环卫工人拿着文件去区环卫局、市环卫处以及市、区政府、人大反映情况。政府承认有这个政策，但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履行。有一个区的新任环卫局长保证说：“如果其他区的退休环卫工人都发了这个钱，我马上一分不少地发给你们！”
仅仅是属于他们这个不大的群体的痛苦，很容易被社会所忽视。他们也缺乏更多反映自己痛苦的渠道。在这个无数人共同生存且充满竞争的环境里，他们是最没有竞争力的一群。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几名老环卫工悠然地说起，跟她们一起去市里反映情况的老同事，年龄最大的是80多岁，还有的，如今已然离世了。
“我们都是六七十、七八十岁的人了，还能活好久？拿一千零几块钱的退休金，能要我们拿到死吗？”67岁的戴丽玉说。
2012年5月27日，戴丽玉、张九妹、袁良凤等衡阳4个区的128名退休环卫工人共同签名，给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反映他们的退休工资11年未曾增加的情况：“11年来，事业单位加工资我们没有份，说我们不是公务员；企业单位加工资，说我们不属于企业，所以也不给我们加。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原单位于2006年下半年发了200元左右的生活补贴，除此之外再未增加。”
公开信希望省领导“关注并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让我们也能像事业单位或企业单位一样，随着物价的上涨增发适当的生活补贴，让我们环卫行业这群弱势群体的退休干部工人也能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兑现党中央关注民生的精神”。
面对这些来自底层劳动者的吁求，衡阳市政府给出的答复是：尽快研究解决提高四区环卫部门退休工人生活补贴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