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末的杭州并不太冷，绿城足球俱乐部的绿茵场就已空荡荡，2012赛季一结束，就听不到绿衫军团训练时的呐喊了，球员们已经放假了。

据说，每次主场比赛时，俱乐部的投资人，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都会亲临现场，但这一赛季他很少出现。这一年，绿城集团危机四伏。

面对投资人的磨难以及外界压力，俱乐部主事人、绿城俱乐部总经理沈强对第11位的排名感到满意。

珍贵的第11名

2012年12月18日，闻名亚洲的日籍主教练冈田武史与绿城足球俱乐部续约两年。沈强则表示，2013年的投资确保在1.3亿~1.5亿元，其中引进外援将投入资金600万美元，内援投入2000万人民币。

冈田武史在续约发布会上对媒体说：“这已经让我满意了，我会对这些钱负责。”尽管这位日本教练也希望资金多多益善，但他对俱乐部的情况十分清楚，并表态称不会“夸张要钱引外援”。

沈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粗略计算后发现，2012年保级成功的俱乐部投入大约在1亿元左右，绿城能够保级取得第11名的成绩已属不易：“2012年后防线班底整体削弱，日本教练需要适应，新队员也需要磨合，这是内因。而从外部看，很多俱乐部的投入都超过绿城。因此我对绿城的成绩感到满意。”

宋卫平此时对足球俱乐部加码，或意味着绿城已淡出危机。

2012年12月31日，在绿城集团年度工作总结会上，董事长宋卫平称，从金融资本线上来看，绿城已经接近复活。截至当天12时，绿城集团2012年度销售额547亿元(其中合同销售509亿元，协议销售38亿元)。

沈强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在中超投入水涨船高的情况下，1.5亿并不算多。但对于刚走出困难期的绿城来说，已相当不错。”

“老板足球”短期难改

尽管宋卫平明确了2013年投资加码的信号，但沈强对2013年球队成绩预估依然谨慎：“我个人希望能够保10争8即可。但这要基于引援顺利的前提，空缺的位置要得到合理补充。当然，在制定目标方面冈田教练可能会有更高的要求。”

他认为，2012赛季排名前8的队伍在新赛季必将会加大投入。要想争夺第八名的位置投资额必须跟上。

投资额度的不断加大，可以提升球队成绩，但是并不能给俱乐部运营带来明显的收益。沈强说：“目前俱乐部的运营依然是亏损的。而且这种趋势还会延续很久。”

绿城俱乐部去年运营出现了数千万的资金缺口。与其他俱乐部抱怨的一样，沈强也认为，无法像国际惯例一样在足球比赛电视转播权获得丰厚收益也是导致运营困顿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时，2012年绿城的门票收入只有300万元左右，只占投资额的3%，而国外的足球俱乐部门票收入可占30%。

“这根本无法支撑俱乐部的运营。”沈强认为，导致俱乐部运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足球水平整体低下，“商业投资者并不认可中国足球。”

不过绿城俱乐部也有自己的优势。它背靠的绿城集团是闻名全国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鉴于能够从房地产行业获得丰厚利润，大量与绿城有合作的企业愿意向俱乐部投资。沈强估算，绿城大约有70%的投资资金来自这种合作企业。

绿城俱乐部副总经理鲍仲良告诉记者，这些企业的赞助并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额外的投资。“比如大金空调投资1000万做胸前广告。但是他们为我们房地产项目供应的产品确实是全国最低的，赞助足球后也没有要求提价。”有些供应商供应某种产品的单价是每平米1000块钱，如果赞助足球俱乐部，他们会要求把产品单价提高到1200块钱，然后用其中的200块钱做赞助。这样的提议绿城俱乐部会拒绝。

“很多俱乐部说自己能盈利，基本都是数字游戏。如果所有资金都由绿城旗下的各个项目来赞助，那么也可以实现盈利。但是这种数字游戏没有意义。”这是鲍仲良的态度。

在中国的足球职业联赛中，没有一家俱乐部具有自主的“造血”功能。他们的生存都指望着背后投资人的补给。沈强给这种生存现状取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老板足球”。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绿城去客场比赛，开赛前沈强接到宋卫平的一条短信，大意是：本场比赛全部起用新人。沈强表示，“这是指令务必执行”。但是这个意见被冈田武史断然否决。据说被否之后，宋卫平“有点不高兴”。而沈强也开玩笑地说：“总经理就是老板和教练之间的传声筒。”

活跃在中超里的俱乐部，不管背后仰仗的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企业老板喜欢足球他就愿意投资足球。“这直接导致一个俱乐部和球队生存有老板喜恶的明显印记。”沈强认为，这个现状偏离了足球技术与足球产业发展的规律。

能否把营业税改为增值税？

沈强认为，作为一张城市名片的足球俱乐部，在体现公益价值的同时，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

“既然一个地方的足球俱乐部承担着公益性等社会责任，同时又无法实现自我盈利，政府为什么不能给予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沈强说。

这个提议并非不切实际。日本、韩国的足球俱乐部早已享受到了国家税收政策的优待。早在1975年，日本足协就被注册为公益性财团，各足球俱乐部具有公益性质。此后开始享受税收优惠。韩国不仅对足球俱乐部的税收十分优惠，球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较低。

曾经作为代表参加国家税务总局就该问题调研会议的沈强提议：“我们引进国际顶尖的球员和教练时，能否参照国家对引进国外高新技术人才的标准进行减税？”

此外，沈强希望税务机构能将俱乐部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俱乐部目前不盈利，如果可以由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可以减轻一部分负担。”

沈强认为，不能把足球职业联赛定位成纯粹的商业行为，因为足球俱乐部和职业联赛体现了很强的公益性。很多领域的公益性事业，都有减免税负政策的支持，如果俱乐部可以享受到税收政策上的优惠，那么投资人必然受到鼓励，对足球产业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投入与产出倒挂的足球学校

在绿城俱乐部办公楼的不远处，就是浙江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中国为数不多的足球学校之一，诞生于2004年，占地216亩。

身穿不同颜色训练背心的孩子们追赶着一只足球，口哨伴随着叫嚷。浙江绿城育华桃花源学校校长助理吴剑辉告诉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这里的学生覆盖了小学到高中各阶段，根据足球水平分为专业队和非专业队两种。

从2004年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投资办学至今，通过绿城足球学校考入浙江大学、宁波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员有114人，为绿城一线队输送队员38人，为各级国青、国少队输送43人。

平时就住在学校的孩子们每天都愿意将大约半天用在踢足球上。绿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强告诉记者：“因为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偏低，没有多少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进足球学校。培养一个足球人才的成本也非常高。”

沈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7岁到18岁，培养一支30人的青少队，通过不断调整和筛选，最后进入一线队的可能只有一两名队员。而学校每年投入到这一两名队员身上的平均花费大约近百万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足球学校会大量萎缩，俱乐部不愿意在这方面投入。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与此同时，中国在青少年球员的转会机制上也有缺陷。沈强举例说，绿城足球学校培养出一名青少年选手，绿城俱乐部为其在中国足协只能注册为年限不超过5年的“培训合同”，而不能注册为“职业合同”。当这名球员结束5年培训合同、改签职业合同时，可以选择绿城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此时，他又是不归属任何俱乐部的自由人，可以把自己出售，由此产生的收益只能归其个人所有。“这种培养对于俱乐部自身来说，根本没有保证。”

同时，由于接受足球培养的人口基数较低，出材率更低。很多俱乐部会出高价吸引这样的青年球员。“比如有俱乐部愿意出年薪300万给这位球员，绿城要想留住他就必须花500万元。有的球员培训合同未满，就有俱乐部高价来买。如果绿城不能出更高价格，球员宁愿耗在那里等合同期满。”

这意味着，一家俱乐部花高价培养一个职业选手，成材后想留住他反而要花费更大的价钱购买。“还不如直接购买一个成熟球员。但绿城更看重的是在青少年球员长期培养机制的坚持。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在努力。”吴剑辉说。

这种投入与产出倒挂的尴尬是沈强和足球学校的负责人难以解决的。他们希望中国足协出台一些针对俱乐部培养人才的保护措施。“不然，这个性价比就太低了。”沈强说。 (记者 孙维晨 金佳玉、吴诗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