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莱纳斯就反转基因道歉:明明白白反科学运动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是我们这个年代里最大的好消息之一，而这一伟大成果发生的中心地带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并不是说那边有更多的小孩出生，事实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峰儿”（儿童的峰值）。就是说，今天有大约20亿的儿童，因为生育率的下降，以后永远也不会有更多的儿童了。

但是今天20亿儿童中的更多人将存活到成年并生儿育女。他们是2050年的年轻人的父母。这是2050年95亿人口预测的来源。你并不需要通过失去一个孩子（神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等当了父母才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一件好事。

那么这么多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按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面对超过100%的全球需求增长。这几乎占据了GDP增长的全部，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还因为我们正在一步步消灭贫穷，而普遍发生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天仍然有将近8亿人每天晚上是饿着去睡觉的。而我想问一问富裕国家的人，谁会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

但因为这一增长，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环保问题。农地非农化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大来源，或许还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来源。这是为什么需要农业集约化的另一个原因：我们需要在有限的耕地里种出更多的粮食，以保护热带雨林以及剩余的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耕种。

我们还需要解决有限的水资源的问题，不仅仅消耗含水层，还因为气候变化造成的大陆农业中心地带预计会遭遇的越来越大的干旱袭击。如果我们从江河里取走更多的水，我们将加速在这些脆弱的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我们还需要更好地管理氮的使用：人工肥料对于养活人类是必要的，但使用效率低下造成了墨西哥湾以及世界许多沿海地带的死区，也造成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富营养化。

光坐在那里希望技术创新会解决我们的问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宣传，要更有策略才行。我们必须保证技术创新能进展更快，方向正确，而且为最需要它的人们服务。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当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1968年发表《人口炸弹》一书时，他写道：“要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无论现在开始什么样的应急计划，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会有上百万的人死于饥饿。”他的意见是明确的，在印度这样的烂摊子国家，人们迟早是要挨饿的，所以应该取消对他们的粮食援助，以控制人口增长。

埃利希并不是命中注定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大家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几亿人都可能已经不必要地死去了。但在该事件中，营养不良的现象大大降低，印度成为了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要感谢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

重要的一点是要记得，博洛格和埃利希一样担忧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只不过觉得值得为此做一些努力。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为他认为应该做能够做到的事情，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有足够的食物。

那么诺曼・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科学和技术寻找答案。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技术是区别我们与其他猿类的主要特点。他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上，例如，如果小麦可以长得更矮，而且更注重于长种子而不是长秸秆，那产量就会提高，由于倒伏而造成的粮食损失也将减少。

在博洛格2009年去世之前，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与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反对农业现代创新的人作斗争。他说过：“如果反对者成功地中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可能就会让他们已经预测了近40年的饥荒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变成现实。”

而且，由于从富裕国家蔓延开来的所谓环保活动，我们已经离这样的情况很近了。生物技术没有被他们中止，但成本被弄得过于高昂，让除了巨无霸公司之外的所有人都只能止步。

现在在各个国家，让一种作物通过监管系统需要花费几千万美元。其实我刚刚从作物生命协会看到的最新数字表明，从发现一个新的作物性状到完全商业化，成本是1.39亿美元，所以公开资源的或公共部门的生物技术确实没有机会。

令人沮丧地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反对生物技术的活动者抱怨说，转基因作物只有大公司才能销售，而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他们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出了更大的力。

在欧盟，该系统处于停滞状态，很多转基因申请已经等待了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被法国、奥地利这样的反生物技术国家的扭曲的国内政策永久性地搁置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监管延迟从2002年的3.7年增加到现在的超过5年半。官僚主义的包袱越来越大。

法国，请记得，他们曾经很长时间拒绝接受马铃薯，因为它引进自美国。正如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欧洲正处于成为食物博物馆的边缘。我们这些饮食无忧的消费者被过去传统耕作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双眼。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我们有条件沉醉于自己的美学幻觉中。

但同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全球产量增长已经停滞了，正如乔纳森・弗雷（Jonathan Foley）等人上月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的研究所表明的。如果我们不能继续保持提高产量，我们确实会有麻烦，无法跟上人口增长和相应的需求增长，价格会上涨，同时更多的自然的土地会被转为农业用途。

再引用一下诺曼・博洛格的话：“我现在说，世界上的技术，已有的或者在研发库中已高度开发了的，能够可持续地养活一百亿人。今天更具针对性的问题是，是否允许农民和农场主使用这些新技术？富裕国家当然可以负担得起采取超低风险的立场，花更多钱来买用所谓“有机”方法生产的食物，但低收入、缺粮的国家里十亿营养不良的人负担不了。”

就像博洛格说的，也许在所有的神话里面最有害的一个就是，有机生产对人或环境更好。有机产品更健康的说法已经在科技文献中被一遍遍地证明为错误的。我们也从许多研究中看到，有机生产的生产效率低得多，同样土地面积的产量低了40-50%。土壤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谈论有机产品养活世界，闭口不提生产率上的差距。

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总体上说，如果考虑进土地置换效应，有机生产对生物多样性也是不利的。他们反而是在谈论一个理想世界，西方人总体来讲吃更少的肉，摄入更少的热量，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人就能有更多食物。这是简单化的胡说八道。

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有机运动的核心是一种拒绝主义。原则上它不接受许多现代技术。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米希人用马车把他们的技术冻结在1850年，有机运动也基本上把技术冻结在1950年左右，而且并没有更好的理由。

然而，该运动甚至也没有一以贯之地应用这一观点。我读到的一份近期的土壤协会杂志上说可以用火焰喷射器爆掉野草，或者也可以用电流烧，但良性的除草剂，如草甘膦，仍然不行，因为它们是“人工化学物质”。

在现实生活中，实在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避免使用化学品会对环境更好，事实正好相反。洛克菲勒大学的杰西・奥苏贝尔（Jesse Ausubel）和他的同事们研究过，如果还是使用1961年的技术，要达到今天的总体产量，印度的农民需要多耕种多少农田。答案是六千五百万公顷，相当于法国的国土面积。

在中国，种玉米的农民们省下了一亿两千万公顷土地，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多亏了有现代技术帮助取得高产。在全球范围内，从1961年到2010年，农田面积只增长了12%，而人均热量摄入量从2200千卡增加到了2800千卡。所以即便人口增加了三十亿，每个人还是有更多的食物，多亏了在此期间产量增长了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