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学人》报道，在八月，中国报告称贸易及工业生产出现强劲增长（7月增长率达9.7%，见上图），人们对经济数据的担心有所缓和。然而，在周期性波动的背后，中国的增长势头无疑正在减缓。
确定中国经济发展能达到最大速度的因素是中国劳动力、资本以及经验的综合生产能力，这能决定在不发生通货膨胀情况下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最新数字表明，中国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接近当前的7.5%，而不是高歌猛进的10%。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结构性的放缓既不可避免，也受人欢迎。它标志着中国增长模式的进步，因为这样可以缩小与先进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更多地将资源转移到服务业。
克鲁格曼指出，中国已经耗尽了“多余的农村劳动力”。过去，大量中国人从农村涌入工厂和城市，使工资较低水平，提高了投资回报。这种潮流已经减缓，而且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逆转。因此，中国不能继续通过向来自农村的新劳动力配置资本的方式实现增长。“资本扩大”必须让位给“资本深化”（即对每个个体工人增加更多的资本）。随着这一进程，投资回报将会“大幅降低”及“剧烈下降”。由于投资为需求的一大来源——几乎占整个需求的一半——这种下降将是无法弥补的。事实上，中国将一头碰在“长城”中。（这种比喻非常明显，可以从太空中看到。）问题是克鲁格曼先生的担心到底有没有根据。他说中国正在耗尽“多余的”劳动力并没有错。中国的农村已经不再人满为患，可以随便离开。现在农村劳动力一离开，当地劳务市场就出现紧张局面，离开地区的工资就会上涨。要引诱他们离开，他们所去地方的工资水平必须提高。
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方（Cai Fang，音译）却认为，中国农村多余劳动力早在2003年就已耗尽。假如经济发展要遇上大麻烦，那么早在10前就应该发生。事实上，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一段时间以来，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工业及服务业并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从1995年到2012年，这种劳动力转移为中国经济年增长的贡献仅为1.4%，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路易斯•奎伊斯（Louis Kuijs）说，近期的主要增长来自于工业行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新劳动力的转移。
克鲁格曼和其他一些受人尊敬的评论家（比如北京大学知名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批评中国投资率过高肯定没有错。投资应该扩大一个经济体的产能，满足消费者以及出口市场的需要。不过，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的许多投资支出是徒劳的：只是为了增加产能而增加产能。然而，由于存在一个储户选择余地有限的体制，过度投资还不是不稳定的因素。政府设置了存款利率的上限，银行牺牲储户的利益，给公司借方提供优惠――实际上等于向储蓄人征税，给国营企业提供补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李宏（音译）及合著者2012年发表的报告，2001年到2011年期间，这种家庭储户向大机构的借贷方的财富转移平均为年GDP的4%。利用这种补贴，大公司可以投资否则无法独自支撑的工程项目。报告的作者估计，中国的投资率应当接近40%而不是48%。然而，只要储蓄人继续提供资金，这种扭曲就可以得到维持——还有，考虑到中国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储户们几乎别无其它选择。
显然，中国应当降低投资率。但是，克鲁格曼与其他一些人却认为，降低投资率可能引发经济崩溃。他们的忧虑反映在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设计的具有70年历史的增长模式上。按照这种模式，经济能够在繁荣与崩溃的尖锐矛盾中实现平衡。
这种增长模式承认，投资在经济中发挥着双重作用。正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所指出的那样，投资既是“产能过剩的来源”，也是“需求的来源”。有时，这两种作用会发生矛盾，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那么经济就不需要增加那么多的产能，也就意味着投资减少。但是，投资支出同时也是需求的来源，减少需求同时意味着需求减少，进一步降低了经济增长。在避免产能过剩的过程中，经济最终却创造了更多的产能。
然而，这种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既有世界上最高的投资率，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稳定的国家。大概因为中国的投资部分地是由政府掌控的，当其它来源的需求出现疲软时，政府可以鼓励更多的资本性投资，反之亦然。中国的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投资机构可能不会将资金分配到合适的项目上，但他们至少可以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投资。
李宏与其同事指出，产生同样相同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产出率正在上升）。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崇尚节俭：存款率远高于投资率。然而，储蓄人与投资人通常并不是同一个人，处于他们中间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将巨大的资源从前者转移到后者手上。据高盛统计，2012年中国公司的债务达GDP的142%，政府支持的投资工具的债务又占去GDP的22.5%。
金融系统慷慨的输金管道2008年，美国危机发生之前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信贷繁荣，1990年代的日本也是如此。因此，人们自然担心中国可能遭遇相同的命运。然而，仔细研究中国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不可能重蹈覆辙。
经济学家有时候把美国的危机分为两个段：第一阶段是房地产泡沫，第二阶段是雷氏兄弟破产。早在2006年，美国的房价开始下跌，让美国家庭的财富受损。房地产建设项目急剧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巨大压力，许多建筑类工作岗位消失殆尽。但头两年里，美国央行美联储采取措施，抵消了对经济增长的大量损伤，失业只呈现小幅上升。
2008年9月雷氏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严重的金融恐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谁也不知道贷款违约会带来多大损失，也不知道谁会最终承担这些损失。债权人、投资者、中间商以及交易商紧急采取各种手段，以确保他们不会成为最后的损失承担者，他们收紧信用额度，要求更高的抵押品并抛售手中的证券。
他们横冲直撞，四处寻找出路。与要逃避的危险相比，这些行为对整个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雷氏破产的冲击之后，大量可控的抵押贷款破产成为灾难性的流动性问题。过去的贷款错误破坏了现在的金融供给。
中国可能经受与美国经济减缓的第一个阶段相类似的情况，但应该能够避免出现第二阶段。中国将不允许任何大型金融中介机构出现破产。投资者可能停止购买为中国所谓影子银行提供资金的理财产品（WMPs）。然而，中国影子金融提供的资金比美国的规模要小得多。如果投资者不买理财产品，他们可能重新转向传统的银行存款。因此，银行应当有能力阻止发生曾让美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的信贷紧缩。即使这样，如有必要，政府仍然拥有实施货币及财政刺激的更大余地。
经济重组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过去十年里，农业中的劳动力比例从原来的二分之一下降到三分之一。出口从2007年GDP的38%下降到去年的26%，现在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量与工业旗鼓相当。这种就业与生产的巨大变化已经在经济年增长率为10%的经济体中发生过。看来，中国经济既能实现进步，也能得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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