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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危机幸存者眼中的做空中国

中国新时代李长风 2014-06-10 10:05:19

不久前,记者在新光天地采访了一位曾经历过东南亚危机的华裔商人普里乌(化名)。20多年前,他是泰国较为著名的股票投资家,而现在,他是一家面包店的老板,当被问及是否会参与中国股市时,他坚定地告诉记者:“NO”。

在他看来,近10年的中国经济变化太大,放眼全球,仅以硬件设施而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已经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就以中国的火车为例,刚来时坐的是又脏又臭的普通列车,如果遇到高峰期,车座下面、卫生间⋯⋯但凡能塞下人的地方都会有人,他们或蹲或站,或躺或卧,使人心情烦乱到了极点。

而现在的“和谐号”却与此截然不同,不仅干净明亮,速度也比以前有了大幅的提升,就像邓小平1978年坐上日本“新干线”时评论的:“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确实,不久后,中国经济在世界面前跑了30多年。

这多少与普里乌所经历的东南亚黄金时期有着相似之处。1993年下半年,世界银行通过多个下属组织联合调查,耗资百万美元发布了一篇《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主报告,以及系列子报告。报告指出,“从1960年以来,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东亚其他地区快一倍多,比拉丁美洲和南亚将近快两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5倍。同样,它们的发展速度也高于工业化国家及中东北非的石油输出国。如果高速增长的分布是随机的,那么,如此集中的区域性是极为罕见的,大约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这8个东亚国家、地区的出口成绩异常耀眼,出口占世界的份额由1965年的9%提升至1990年的21%。”

中国商品占世界出口的份额数据也是如此。2000-2013年,中国的出口占全世界份额比例从3.9%上升到12%,而美国却从12%下降到不到8%。日本、德国等高端制造业大国也有所下行。不过,法兴银行经济学家Ashish提示:考虑到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份额已经接近顶峰。普里乌也认为,过于依靠外贸是东亚8国后来出现经济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做空东南亚经济路线图

与西方人管理财产的方式不同,东南亚在文化上表现得更保守。在东亚奇迹被公布之后,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东亚8国有着共同的特点。

1.宏观经济基础很好,高储蓄率、较为稳定的利率环境而且通胀水平较低,1993年以前的30年里,以上8个国家年均通胀率仅为8%。而在这一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年均通胀水平高达18%。

2. 政府干预做得好,限制进口、鼓励出口和利率管制适应了当时的环境。

3. 教育做得好,提供了大量的合格产业工人。这笔钱主要投向中小学教育,这为从事简单加工劳动的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的合格工人。

事到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东南亚危机转变的起点应该在1993年。1993年后,东亚8国被放置在聚光灯下,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份神奇能够持续多久。1993-1997年,在世界各国的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上召开多次国际会议,讨论东亚奇迹的意义和未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焦东亚,“东亚奇迹”这个词汇从默默无闻到被频繁提起,从被频繁提起到最终成为常识。于是,无数的资本争先恐后地进入到这些国家。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再度提速,1993年、1994年和1995年这三年,东亚经济每年上一个台阶。东亚各国领导人自信心急速膨胀,认为增长的天花板已经打开。

但是,“东亚奇迹”却并非真的能够一直持续,其原因在于,“东亚奇迹”的核心是,商品生产基地转移,其主要特点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司需要一个新的产地来规避高昂的工人工资、高企的社会保障成本和繁多的环保问题。而这8个国家承接的产业是空心化的,只能按照欧美老板的要求生产、制造,然后销售给下单的老板。对此,当时初露峥嵘的保罗•克鲁格曼对主流观点坦言:“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奇迹建立在浮沙之上,没有技术创新的支撑,很快就会出问题。”

不管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对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进行了怎样的嘲弄,但有一位哲学家却发现了其中的玄机。对于哲学家索罗斯来说,当主流的声音出奇的一致时,那就应该听听相反的声音。他说:“人对事物的认识并不完整,并由此影响事物本身的完整,得出与流行观点相反的看法。流行的偏见和主导的潮流互相强化,直至两者之间距离大到非引起一场大灾难不可,这才是你要特别留意的,也正是这时才极可能发生暴涨暴跌现象。”

几乎没有经过多久的分析,索罗斯就决定拆掉“东亚奇迹”,它需要等待的只是一阵 “东风”。

这并没有让索罗斯等多久,1996年底,美元指数开始走强。按道理来说,美联储几乎是顺周期操作,很少在降息周期进行加息,而这次异常的加息,正是索罗斯等待已久的东风。几乎在美元走强不久,泰国经济增速就开始失速性下跌,当季同比增速仅为1%,2季度-0.58%,3季度-1.6%,4季度-4.19%。这与之前35年的时间里,泰国年均增速7.74%的增长率几乎是天壤之别。普里乌形容说,“我们被一连串的数据打懵了,不知道应该持仓还是离场,当我反应过来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1997年2月初,索罗斯开始大肆做空泰铢。他向泰国银行借入高达150亿美元的远期泰铢合约,在现汇市场大规模抛售,使泰铢贬值的压力空前加大,引起泰国金融市场动荡。泰国中央银行动用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平息了这次风波,将泰铢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25∶1(一直以来,泰铢对美元汇率长期维持都在25:1的位置上)的水平。但还未等泰国政府把这口气喘匀,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将泰国大城、京都、泰国军人三家大银行的信用级别由A2降到A3级,两周后,又将它们的级别由A3降到极度危险的B1级。评级落入垃圾区间意味着国际融资市场对泰国人关上大门。

1997年5月7日,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通过经营离岸业务的外国银行发起了第二波进攻。他们从泰国本地银行借入泰铢,在即期和远期市场大量卖泰铢的形式来沽空泰铢,造成泰铢即期汇价的急剧下跌,多次冲破泰国中央银行规定的波动区间,引起市场恐慌。美元硬通货的地位再一次明显起来,本地银行、企业和外国银行也纷纷加入到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风潮中来,泰铢对美元一度贬值至27∶1。在此情况下,泰国与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印尼、菲律宾签署了紧急资金援助协议,泰国中央银行动用了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同时,还将离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并禁止泰国银行向外借出泰铢。

按照此时的情况,事态实际上是已经被稳定住了,但在此时,泰国内部却发生了内讧,最终,泰国的财政部长和商业部长双双辞职,泰国市场上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随之风消云散。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改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暴跌20%。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显现,7月11日菲律宾步泰国后尘,宣布货币自由浮动。菲律宾比索当天贬值11.5%,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印尼则宣布印尼盾汇率的波幅由8%扩大到12%;一向稳健的新加坡元也于7月18日跌至3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8月14日,印尼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当天印尼盾再次贬值5%;8月16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暴跌了6%,跌至24年来的最低点。

为什么要做空中国

不久前,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尹中立表示,中国股市的下跌源于强势美元的回归,目前中国经济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四小龙”所处的情景如出一辙,企业和政府重点目标是防范风险,而不是扩张和获取超额收益。

实际上,尹中立的看法并非保守。在之前,对冲基金(Hedge Fund)公司Kynikos Associates的创始人、总裁詹姆斯•查诺斯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做空中国,他说:“中国的房产泡沫甚于迪拜1,000倍。”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因素。”一位研究员说。随着1971年美国总统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作废以来,这也意味着人类第一次进入信用本位货币体制下。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一直在收着其他国家的铸币税。而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多个方面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发起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做空中国的倾向自然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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