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持续放缓的态势,季度GDP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2%大幅下降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6.8%;年度GDP增长率也从2007年14.2%的高位明显放缓至2015年的6.9%。中国经济由过去的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低于7-8%的中高速增长,是长期增长趋势性因素和短期周期波动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是供给面潜在增长率下降和需求面负的产出缺口(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相互交织的产物。

从长期增长趋势性因素,即供给面潜在增长率下降层面看,与要素供给格局的阶段性改变密切相关。

(1)劳动力要素供给方面。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由于快速的人口转变,劳动力绝对量持续大规模增长的势头出现调整。在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净减少,总抚养比也于2011年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的情况下,“人口红利”对增长的积极效应趋于减弱。

(2)资本要素供给方面。尽管高储蓄模式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老龄化问题加重,高储蓄的水平也出现下行趋势。储蓄率降低将导致资本形成率相应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亦趋于减弱。

(3)资源环境约束方面。近年来,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和能源消耗强度的急剧增加导致资源供需缺口逐渐增大,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近年来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处于较高水平。这无疑会对过度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构成约束。

在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下降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驱动作用并没有及时补位,甚至有所弱化,主要体现在:第一,由于服务业的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因此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将带来生产率增速的变化;第二,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通过引进技术“干中学”的溢出效应下降,原有依靠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动能趋于衰减。

而从短期周期波动性因素即需求面负的产出缺口层面看,与有效需求不足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的扩张周期,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口驱动因素持续疲弱。而担当稳增长重任的投资驱动因素,愈来愈面临可持续性问题的困扰。

就外需的疲弱而言,与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密切相关。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束了一个“大稳定”的长周期,进入一个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其潜在增长率(或趋势增长率)都有所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多次提到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在更长时间内陷入疲弱的“新的平庸状态(new mediocre)”。目前来看,发达经济体正在遭遇“生产力危机”。无论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还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金融危机之后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对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威胁。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甚至发出了“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