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突发事件如何“帮忙不添乱”？——长春“盗车杀婴”案引发的深思

新华网长春５月２８日电（记者周立权、宗巍、姚湜）５月２７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３月４日发生在长春的“盗车杀婴”案，被告人周喜军一审被判死刑。采访中记者发现，在当时事件发生时，媒体和公众爱心可嘉，但也暴露出不少参与不当的问题。

一些专家建议，在应对此类突发事件时，如何使政府、媒体和公众默契配合，不要让爱心把事弄糟，成为各方亟待补上的一课。

婴儿随车被盗　民众全城爱心搜索

现年４９岁的周喜军为吉林省公主岭市人，现住长春市经开区。据他交代，３月４日７时许，在长春市西四环路与隆化路交会处，他将停放在“为家超市”门前的一辆银灰色ＲＡＶ４丰田车盗走，驾车直奔长春至双辽的公路。

在驶出长春市区后，周喜军发现被盗车的后座上有一名婴儿。在车辆行驶到公主岭市怀德镇至永发乡公路旁时，周喜军嫌婴儿哭闹，遂将其掐死，埋在路旁的积雪中。８时２０分左右，周喜军将婴儿衣物和被盗车辆丢弃在公主岭市永发乡营城子村后潜逃。

据被害婴儿的父亲许先生介绍，当他从超市出来时，发现车不见了。他立刻报警，随后拨打了长春当地几家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寻求帮助。

接到报警后，长春市公安局先后出动８０００余人次，进入辖区街路、巷路和居民区查找被盗车辆。同时对全市出城卡点进行布控，对车辆进行查缉，并派刑警侦技人员到现场开展勘查。随着当地广播、网络及手机微博等媒介传播报道，一些长春市民和出租车司机自发加入追寻被盗车辆和婴儿的行列中。

周喜军回家后，从家人及网络得知，公安机关在本省和邻省进行全力抓捕，也知道社会公众在自发寻找，５日１７时左右，周喜军迫于压力到公安机关自首，并承认已将婴儿杀害。

媒体定位模糊、群众缺乏组织、虚假消息不断

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这起令人痛心的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关注。

——真关心和假消息并存，泛滥的假消息带来不利影响。案件发生后，网络上的假消息泛滥。记者梳理发现，从３月４日早上开始，网络、广播中关于这起案件的消息不断，特别是在微博上，各类假消息满天飞。从“孩子找到了”，到“嫌疑犯和孩子出现在丹东”等。

一名参与该案件的民警告诉记者，办案这些年第一次碰上这么多假消息，真假消息混杂在一起，对案件的处理带来不利影响。一些假消息不仅误导民众，还引发民众对警方的质疑。

——突发事件应急中，媒体角色定位模糊。案件发生后，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宣传。“孩子找到没？”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３月４日，吉林省一家广播电台中断了所有节目，全天播发最新情况，并且悬赏５万元追寻失踪婴儿；某个集团更是打出了悬赏１００万元的广告。

公安部安全专家、中国公安大学治安系副主任张弘表示，在这类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角色定位应该明晰。对于媒体来说，可以呼吁保障孩子的安全，但一定要与公安部门分工明确。如果角色定位不明晰，介入突发事件时没有把握好度，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比如可能会对案犯的心理产生刺激，进而使其因为恐惧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

——群众自发参与热情高，但缺乏有序组织。案件发生后，长春市很多市民和私家车主自发加入搜寻的队伍中。在３月５日晚上悼念被害婴儿的广场集会上，也有上千名市民自发参加，一度影响了交通。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师朱万润认为，从这一案件中，既能看到群众参与热情高，公民意识在提升，也能看到缺乏有效组织的弊端。这一弊端可能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是难以形成合力，第二是容易失控。

科学应急让受害者多一份安全

一些专家表示，为了尽可能降低此类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各地有必要出台一套科学的应急措施，合理引导媒体及公众的爱心。

首先，应对突发事件时，政府的应急预案要不断完善。比如各部门之间如何在非常短时间内做到信息共享，进行跨区域跨部门交流信息。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麻宝斌认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应该有一套成型的预案，不同阶段由不同部门介入。牵头的是哪些，涉及的是哪些，道路交通部门如何协调，如何科学有效组织群众等，都需要明确落实责任分工，搞好机制建设。

其次，媒体介入公共突发事件，应该有一套相对科学的程序，做到“帮忙不添乱”。吉林警察学院治安系副主任李英娟认为，警方与媒体的联动方面，还存在衔接上的漏洞。朱万润认为，发布消息是公安部门的职责，媒体只是媒介，公布哪些消息公安部门要有自己的判断，例如公布一些消息，相关人会提供相关线索；保留一些消息，避免打草惊蛇使嫌疑人做出极端行为等。

张弘建议，无论警方、媒体还是公众，都应该接受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培训，掌握一些科学的应对办法。对公共意识日益高涨的群众，如何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合理有序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