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月21日讯 （记者 何珊）“高密度人口集聚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它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并没有一些专家学者担心的那么大。”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在近期召开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上指出。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研讨会在京召开。

　　周牧之认为，中国在城市治理上过分强调人口规模和密度给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缺乏对高密度人口是城市发展活力重要基础的认知。未来中国需要纠正这种错误认识，提升城市治理的智力，通过提高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即人口密集地区的质量和规模，提升城市的发展活力和品质。

　　此次研讨会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报告正是引入DID这一概念，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对中国2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全方位的量化评价，揭示了人口密度与城市各类指标表现之间的规律，为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树立起了一套“数字化的标杆和参照系”。

　　报告将每平方公里5000人以上的地区定义为人口密集地区（DID），并将DID人口与城市主要指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DID人口与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品质高度相关。

　　“实际上，DID人口规模越大、结构越好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社会治理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也越强。”周牧之说。

　　周牧之提出的高密度人口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的观点，其实反映了中国一直以来在选择城镇化路径上存在的分歧。他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先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逆城市化政策，再到小城镇发展政策，直到近年才明确了以城市群作为基本形态的新型城镇化政策，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认识到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作用，但是对高密度人口集聚的积极意义仍然缺乏认识。

　　“上市公司数量是一个检验城市创新创业能力的好指标”，周牧之说。报告把全国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在上海、深圳、香港三个主板上市公司的数量与一些重要的城市指标做相关分析，发现主板上市公司数量跟城市的交通枢纽能力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特别是跟机场便利性的相关关系高达0.87，但最强的相关性体现在城市金融、IT、文化、体育、餐饮酒店、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辐射力（界定城市某一功能为外部利用程度的指数），上市公司数量与这些辐射力的相关关系非常强，有的甚至达到完全相关。

　　周牧之总结，“一个城市要孕育出上市公司，需要方方面面功能的支撑，这就注定需要一定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在报告中，主板上市公司数量和DID人口的相关关系高达0.85，呈现出极强的相关关系。

　　“因此，主板上市公司高度集中在各项辐射力较强，DID人口庞大的城市”，周牧之说。报告指出，主板上市企业排名前30位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和在全国的占比高达近70%。 报告还从人口、GDP、二氧化碳排放量、PM2.5等方面的表现，对东亚两大都市圈—北京都市圈（北京市域）和东京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

　　分析表明，北京的市域面积约为东京都市圈的1.2倍，常住人口和DID人口都约为东京都市圈的60%，北京的GDP大致只是东京都市圈的三成，人均GDP也还只有东京都市圈的一半。但是，北京的单位GDP能耗却是东京都的7.4倍，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东京都市圈的4.7倍。结果导致，人口规模和GDP规模都远低于东京都市圈的北京，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是前者的1.2倍。

　　“由此可见，与东京都市圈相比，北京亟待通过落实都市圈发展战略，优化城市DID空间结构，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活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周牧之指出。

　　周牧之强调，DID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相关性是极强的，虽然给环境生态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的专家学者过分强调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的重要性。

　　周牧之坦言，不是世界上所有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表现都好，例如巴西圣保罗、印度孟买、尼日利亚拉各斯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密度也很大，但面临着严峻的贫民窟等问题。

　　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命题。同样的大规模人口却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问题出在哪里？周牧之回答，问题就出在“城市智力”上。也就是说城市的发展表现与城市治理所需要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空间规划只是一个环节，还有基础设施水平、财富分配、交通组织、能源组织、生活组织、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城市智力水平的具体体现，”周牧之总结。

（何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