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研究员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打破原有平衡格局的“再平衡”进程之中，无论美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需要在危机之后寻求新的再平衡。美国过去那种低储蓄、过度消费、过度负债、过度贸易逆差的方式无疑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转向提高储蓄、降低杠杆、改善就业；中国同样需要改变过度依赖出口、过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等增长方式，转向依托于内需的可持续增长方式。再平衡表现在中美产业结构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在美国表现为过度扩张的金融业的适当收缩，和以页岩气等为代表的相关实体经济的适度扩张；而在中国，则更多表现为过剩产能的整合和压缩、以及以促进产业升级为目标的金融业的适度扩大。

关于新常态，巴曙松研究员认为，除了发达国家通常赋予新常态所具有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内涵外，当前中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同样给予了新常态以新的涵义，例如经济政策引导增长速度在一个窄幅区间内波动，政策着力点在通过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中国股市对于这一点实际已经有很清晰的表现，那就是传统产能过剩行业估值低迷但是一些适应转型方向的公司涨幅相当大。

关于去房地产化，巴曙松研究员认为，虽然房地产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但是随着房地产销售面积等一系列指标的见顶回落，中国经济必然面临着去房地产化的压力，房地产投资的回落成为投资下行的重要动力之一，需要通过培育新的增长点以及适当加大与民生相关的政府投资来对冲；习惯了房地产经济的地方政府尤其需要寻求土地收入之外的市场化城镇化融资渠道，从地方政府的税收结构演变看，房地产税推行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无非是具体的立法程序和方案选择而已。房地产企业必然也面临行业的整合，业态的多元化，以及价值链的调整，包括适当拓展海外市场。

关于局部改革突破，巴曙松研究员主要是指以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等的局部改革突破试点，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格局演变趋势看，基于投资和服务业管制放松、货币自由兑换等为基础的新的所谓21世纪国际贸易标准在发达国家逐步得到认可，中国可以通过局部改革、全部逐步复制推广的方式，扩大改革的成果并以此促进经济的转型和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从金融角度看，围绕金融业的准入管制放松、以基金互认、沪港通、对外投资权限扩大等为代表的资本管制放松、以非标金融产品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等为代表的人民币国际化举措等，都有很大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