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收费之争呼唤电信业改革提速
近日,随着微信收费之争持续发酵,“信令风暴”这个原本非常小众的名词成为流行词。专家指出,这一事件反映出我国3G和4G网络进展缓慢、运营商业务转型破局艰难、运营商竞争不够充分等电信业深层次问题。
“信令风暴”暗藏运营商2G依赖
在微信收费之争中,“信令”一词被各方反复提及,俨然成为微信干扰运营商网络的铁证。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无线通信中心副教授王亚峰告诉记者,所谓信令是指通讯网络的控制信号。每次发起通话、接收短信首先要发出信令,然后才能有数据传输。信令走的是控制信道,流量、语音这些数据走的是业务信道,两个信道是分开的。如果控制信道阻塞,业务信道再通畅也无法传送数据。
艾媒咨询CEO张毅指出,微信等OTT(越过运营商的开放性互联网业务)应用需要随时保持在线,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向系统发出信令,因此也被称为“心跳信令”。如果这种信令密度过大、数量过多,就有可能造成运营商控制信道的阻塞,甚至影响到移动用户的通话质量和短信送达速度。
王亚峰指出,微信占业务信道少,占控制信道多,而运营商设备的控制信道与业务信道是成比例分配的,这种新兴技术与传统设备的“不合拍”,正是信令问题的关键。如果网络收到的终端信令请求超过了网络各项信令资源的处理能力,引发网络拥塞甚至雪崩效应,导致网络不可用, 这就会产生所谓的“信令风暴”。
业内人士认为, 2G/2.5G的系统主要是为Wap(无线应用通讯协议)信息拉取设计的,信令的处理能力有限,因此信令问题尤为突出,3G、4G技术的宽带相对宽松很多,控制信道也比较通畅,因此受影响很小。
从本质上讲,信令问题是因传统网络不适应智能手机App(第三方应用程序)长期联网特性而产生的。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3G、4G网络建设和WIFI的普及,信令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在我国,绝大部分手机用户都是中国移动用户,而中国移动7.1亿用户中又有88%都是2G/2.5G用户。信令问题的爆发,恰恰体现了我国3G、4G网络发展滞后的现状。
运营商业务格局需深刻转变
张毅告诉记者,由于政策原因,三大运营商各自建设了一套独立的3G网络。目前三大运营商的3G网络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三分天下,而这恰恰说明移动在2G时代的辉煌并没有成功复制到3G时代。由于自知3G网络优势不明显,中国移动早已把战略重心放在自主研发的4G网络上,在3G网络方面处于守势,对于2G网络更已经两年多没有大规模投入。
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副教授史广顺认为,微信的出现,打破了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格局。联通和电信的3G网络相对于移动的2G网络更具优势,或许会加速中国移动客户向联通和电信流失;而作为拥有大量高端客户的运营商,中国移动必须在4G大规模商用前,坚守住2G时代的客户资源。微信的崛起迫使移动重新审视2G网络的问题,但大力度维护已沦为“鸡肋”的2G网络,并不符合中国移动的发展战略。
从另一个角度讲,运营商对于微信的“敏感”,同样反映了运营商对于传统业务过于依赖,流量经营发展滞后的业务结构问题。
由于竞争不充分,我国的短信价格已经将近十年没有变化,成为运营商难以放弃的“摇钱树”。而话音价格虽有所调整,但仍是运营商收入的重头。今年1至2月,我国通讯业移动话音业务收入达708.2亿元,占移动通信业务总收入的56%,尽管较2012年全年60.68%的比例有所下降,仍占据了运营商收入的半壁江山。
近几年来,运营商的流量经营开始加速。2012年中国移动无线上网业务流量同比增长187.6%,中国电信手机上网总流量同比增长约2倍,中国联通的移动数据流量同比增长92%。但尽管如此,流量收入占我国运营商移动业务收入的比例仍然很低,今年1至2月,这个比例还不到20%。
史广顺认为,微信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方向,运营商传统业务衰落是大势所趋。从运营商角度讲,短时间内以流量收入完全替代传统业务收入并不现实,不过在微信等OTT业务崛起之后,留给运营商业务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有专家认为,微信收费之争与其说是反映了传统运营商的强势,还不如说是暴露了运营商的“弱势”——2G时代,监管层为维护运营商利益,曾直接叫停民营企业运营的网络电话,这一幕显然无法在微信身上重演;2G时代,诸多互联网公司通过与移动运营商合作分成求得生存,腾讯的手机QQ只是其中一员,而如今两者也已经攻守易势。
电信业发展亟待引入竞争
易观咨询分析师闫小佳认为,运营商传统业务资费长期以来难以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只有三家运营商,竞争太少,很容易形成“价格同盟”。
资料显示,1994年7月,中国联通成立,打破老中国电信的垄断地位;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中剥离;到2001年1月,中国铁通正式挂牌成立,中国电信行业形成七雄争霸的格局;到2008年6月,分分合合的电信运营商正式整合为电信集团、联通集团、移动集团。
张毅认为,尽管曾出现过数家规模较小的运营商,但这些小运营商与移动、联通、电信三巨头相比,竞争力非常有限。我国的电信行业尽管经常有“搅局者”,但始终是三个大佬的舞台。经过多年改革,电信行业大规模的整合已经基本结束,未来即使有新加入者也很难有太大的发展。
张毅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与新加坡等国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电信运营商基础网络建设投入数以千亿计,即使引入新的竞争者,也很难承担起如此昂贵的费用。
并且,在我国2G、3G、4G网络并存,每个网络都建设了3套的情况下,再大举建设一套新的网络,无异于铺张浪费、重复建设。张毅认为,在三大运营商“垄断”基础网络的基础上,促进业务层面的竞争,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
1月8日,工信部公布《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探索放权让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以“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
按照该方案的规定,虚拟运营商可以从拥有移动网络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并销售给最终用户。据媒体报道,国美、苏宁等多家企业均有意申请成为首批虚拟运营商。
张毅指出,虚拟运营商作为运营商产品的“零售商”,虽然定价基础仍会受制于三大运营商,但更灵活的机制,或许也会加强电信行业的价格和服务竞争,将其上游的“批发商”也拖入价格战。
从加强竞争的角度讲,在大力发展虚拟运营商的基础上,还应尽快推进“携号转网”,促进三大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此外还应放宽运营商内部各地区分公司的定价权,使其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只有使运营商互相竞争,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把服务提上去。(《半月谈》2013年第8期,记者 邓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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