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者汪宏华新解《登金陵凤凰台》，他认为李白虽甘居人后，沿用了崔颢《黄鹤楼》的韵脚，但结构更复杂，喻意更深刻，揭示了华夏民族从傲视天下到国都渐次沦陷的趋势。他表示，“总为浮云能蔽日”一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李亨对李隆基的擅篡，二是佞臣对皇帝的蒙骗，三是胡人对华夏的侵扰，王昌龄的《出塞》亦有相近的概叹。从该诗还可推李白一直将自己当成汉人的，所谓祖籍或出生于碎叶不过是后人的说法。

汪宏华原文如下：

人们常说李白恃才傲物、无畏无惧，其实不然，他也有自愧弗如的时候，游黄鹤楼时就曾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他也有追星模仿的时候，曾在南京套用《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他还有避讳保身的时候，在《登金陵凤凰台》中运用了十分艰深晦涩的政治隐喻，至今无人理解。满招损谦受益，李白终究向我们展示了超乎崔颢之上的诗仙的境界与实力。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站在金陵城高处凤凰台上的李白究竟看到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不是美景不是豪情，是国家遭遇四面楚歌的渐次沦陷的趋势。先是曾经傲视天下的头颅——凤凰飞走、失落，徒剩空空的凤凰台和兀自流淌的长江；后是象征繁盛、富贵的花草、衣冠作古，变成了一片幽径与荒冢；接着是象征华夏大好河山的三山、二水被半落、中分，丧失在了青天外——外族人的手里；最后作为帝都的长安都被遮蔽了，望不见了，整个国家都将覆灭了。如此恐怖的情状，怎不教人愁肠百结呢？当然，此时的长安并未真正沦陷，李白只是在凤凰台登高望远，作了如是前景预判。

为何说李白是担心中华民族而不仅仅是大唐王朝的消亡？因为他尚且怀念吴国和晋代，可这两个时期中国都曾出现过内乱和分裂，吴国为“三国”之一，西晋出现过“八王之乱”，东晋出现过“十六国”。这说明相对六朝期间的民族内部矛盾，李白更担心外族的侵略，更担忧华夏民族的亡国灭种。

如此，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也就可以确定了，此前学界有两种说法：一是天宝三年(744年)作者被排挤离开长安后，游历金陵时所作；一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很显然，李白被“赐金放还”时心中只存私怨，安史之乱(755-762年)尚未爆发，不会无故发亡国悲音，该诗必定写作于夜郎遇赦(759年)之后，与《早发白帝城》属同一个系列。此时安史之乱正处在混战期，国家内忧外患，唐玄宗已逃离长安，太子李亨为实现早日登基一方面软禁其父，一方面消灭其弟李麟。李亨本身就是擅立，而李白又曾为永王李麟的幕府，遭受过李亨的怀疑和迫害。此时的李白遍身上下、于国于己都是忌恨唐肃宗李亨的，只是不敢明言罢了。(参考笔者的《两岸猿声啼不住隐喻李亨兄弟相残》)

可以见得，“总为浮云能蔽日”存在三重涵义：一是李亨对李隆基的强行篡立，二是奸臣对皇帝的长期蒙骗，三是胡人对华夏的无耻侵占。第一重浮云造成了朝廷内斗，形不成一致攘外的合力，安史之乱长期难以平息；第二重浮云造成了唐朝的江河日下，从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之治转至奸相、外戚与胡人专权，再至长安失守；第三重浮云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式微，从秦汉的凤尾森森、“三国”的花草凄凄、晋代的衣冠楚楚到南北朝的胡汉分立，到唐朝的逃之夭夭。三重浮云只有第三重尚未完全蔽日，存一线转机。稍作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同时期的王昌龄也在《出塞》中发出了一致的叹息，秦时塞外的朗朗明月(象征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汉时塞外的万丈雄关却在唐朝变得岌岌可危了。

王昌龄认为唐朝缺乏的是人才或者说是人才机制，李白则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到神马(什么)都是浮云，什么都是浮云惹的祸。短短八句诗即同时归纳了历史，影射了时局；同时怒骂了奸佞，警醒了后人。很显然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是单一怀乡的，而李白却兼顾了民族、国家、朝廷和皇帝等多个层面。这里还可以看出李白是一直将自己看成汉人的，所谓祖籍或出生于碎叶不过是后人的说法。

尽管李白在安史之乱的收官年(762年)不幸去世，没能看到唐朝的中兴，但历史证明，安史之乱的确是唐朝乃至中华民族的盛衰转折点，外族的浮云最终在稍稍久远一些的元朝、清朝完全蔽日了，一诗成谶。

如今，我们重登凤凰台，台上的凤凰仿佛又飞回来了，他就是伫立在凤凰台上警世作凤鸣的千年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