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阿尔珀特最近在《供应过剩的时代》一书中尖锐地提出，当今全球经济最大的挑战是克服生产能力、劳动力、资金供应在全球范围供应过剩的问题。其实，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计划经济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它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过剩的生产能力，如何稳妥的处理这一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难题，不仅将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走向，也会对区域和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近几十年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了全球经济分工的细化，即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成为全球的主要市场，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中东、非洲和拉美等资源富集的国家主要提供能源资源，全球制造业则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集中，形成了全球经济三极分工合作的局面，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2008年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的分水岭。金融危机暴露了上述全球经济分工布局的内在矛盾，使全球经济失衡凸现。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促使各国对全球化采取“有选择性”的开放态度。各国对资本流动采取更多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连历来主张资本开放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近来也认可适当控制资本流动的必要性。同时全球贸易投资壁垒和非壁垒措施大大增加。据统计，尽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多次表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但自2009年以来该集团国家新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超过400项。西方发达国家举债消费、债台高筑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开始减少进口，削减开支，进行结构性经济调整，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如3D打印机的迅速崛起，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政策初见成效，部分制造业回流本土。资源出口型国家受经济周期影响大，试图实行经济多样化。以制造业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努力调整经济增长模式，积极发展服务业等消费行业，提高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以使经济增长更趋平衡、合理，并更加绿色，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和破坏。

就中国而言，其产能过剩问题确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仅以钢铁、电动汽车和电力为例，2002年中国钢铁产能为1.8亿吨，到2012年底已逾9亿吨。据说现在每顿钢铁的利润已不到5毛钱。这些年电动汽车一直未能真正普及，目前我国库存量逾2300万台。我国电力总装配量是10万千瓦时，但2013年总的用电量不会超过5.2万千瓦时，过剩接近100%。中国的船舶制造、电解铝产业情况都类似，产能严重过剩。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中国政府最近出台了多项化解过剩产能的严厉措施，可见新一届政府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坚定决心和强大意愿。对化解过剩产能的各项措施，除消化、整合、淘汰以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跨国经营能力，向需要这些产品和技术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过剩产能对中国也许是包袱，是负担，但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就是他们经济发展急需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而且潜在的市场很大。过去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应对产能过剩问题时，都是走的这条道路。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大批来料加工企业不少就是发达国家过剩产业的“接力棒”。

全球制造产业链的形成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现在产能转移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比过去又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企业要结合“走出去”战略，深入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邻国的实际情况和市场潜力，周密计划，大胆进取，把适合他国的产能、技术转移成规模的转移出去。记得过去学习发展经济学中就有“适合的技术”这个概念，讲的是帮助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要适合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要对路，对方要有能力和潜力来承接、消化。

中国领导人最近访问东南亚、中西亚国家时提出，要与邻国一起建立“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睦邻、富邻道路。这其中就蕴含了许多企业可以转移既是过剩产能又是适合技术产能的巨大机会。从国家层面来讲，政府还可以结合对外援助和其他配套措施来有计划、有步骤的推动企业向境外进行有序的产能转移。当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反思、调整、再向前进的新阶段，中国企业要乘风破浪，抓住机遇，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多强，实现双赢。(作者：何亚非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