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报道称，２０１４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2日开幕）将是５年来第一个“正常”的达沃斯年会。自２００８年９月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历届年会都萦绕着一种危机感。

以往每年，与会者担忧的内容都略有变化，从担心全球金融体系坍塌，到害怕发生另一场“大萧条”，再到更具体地担心欧元区解体。

然而，２０１４年的阴霾已减弱，恐慌也有所消退，真正的乐观情绪已回归。金融崩盘的威胁现在似乎已令人放心地远去。美国经济正在恢复，今年或将增长３％。英国经济也在强劲复苏。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今年也将会增长，不过增速较慢。

此外，经济复苏也带来了政治信心的温和复苏。有关“西方衰落”的话题（最近几年这种讨论十分普遍）不再常常挂在人们嘴边。相反，另一种言论正变得流行起来，它认为新兴市场将经历调整，尤其强调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崛起国家的政治问题。

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如果发生真正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将引起严重关切。但仅仅是温和的调整（更何况西方在复苏），不足以扰乱可能主导今年达沃斯年会的“好消息”基调。

然而，尽管对于愿意参加此次论坛的银行家、商人、政治人士和名人而言，乐观情绪终于回归，但与危机前相比，对于世界如何运转这个问题，他们表达的各种观点更加复杂。

在金融危机之前，达沃斯年会基本上是一个赞美全球化好处的节日。尽管反对全球化的抗议者偶尔会获得发言机会（更多时候限于“公开论坛”，离那些奢华的酒店很远），但他们有关不平等的观点被视为微不足道。

然而，２０１４年，认为全球化好处的分配方式不合理的看法将进入主流辩论。最近几年常见的一种趋势是大规模社会抗议的爆发，凸显出不平等和腐败问题。不论是西方富有经济体，还是新兴强国，都出现这种趋势。

这种例子越来越多：“占领华尔街”运动、马德里的“愤怒者运动”、德里的反腐败抗议、巴西各城市去年夏季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土耳其加济公园的抗议活动，以及去年埃及政变之后的各种集会——所有这些似乎都表明，在社交媒体时代，反当权者的情绪是多么容易被迅速煽动起来。

鉴于从本质上来说，世界经济论坛就是全球精英的一场聚会，因此与会代表将对表明“民粹主义”（这是达沃斯年会青睐的一个字眼）高涨的证据感到担忧。

这些担忧已在瑞士滑雪跑道之外的世界得到了反映——管理着迥然不同体制的各国领导人，正努力应对反精英的愤怒情绪。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了高调的反腐运动，并努力限制官员们引人侧目的消费。在印度，新晋崛起的政治力量是平民党，其标志是一把扫帚，该党已在德里市政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美国，甚至连共和党政客都在更多地讨论不平等和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对如下事实，这只是姗姗来迟的反应：美国家庭实际平均收入现在低于１９８９年的水平。

政治方面，未来一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前的政治领导人能否有效应对这种反当权者情绪，或者新的更为激进的政治力量是否会出现。

今年５月欧洲议会选举可能会见证“局外”政党的支持率飙升，其中很多政党可能会让反对欧盟以及移民政策成为重要主旋律，同时强调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所面临的压力。

最大的黑马可能来自法国，该国长期被视为极右翼政党、与法西斯主义有联系的国民阵线，可能会实现关键突破，成为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最大政党。不管国民阵线的崛起有什么理由，该党非常强势的表现仍将给整个法国政治体系造成冲击。

这对欧洲的更广泛影响将被放大，因为其他边缘政党包括英国的英国独立党以及荷兰的自由党也可能在本国的选举中拔得头筹。

总之，边缘政党最高可能会拿到新一届欧洲议会３０％的席位。

对于欧洲当权者而言，问题是如何适应这种情况。他们是否将指望，传统政党可能在更重要的国内选举中卷土重来？或者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主义的强势，是否会引发恐慌，促使人们对欧盟的作用以及政策进行彻底反思，比如关于欧盟内部人民自由迁移的政策？

此外，欧洲政界民粹主义高涨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它可能会破坏市场本就脆弱的信念：欧元区危机终于得到了控制。

美国可能也感受到这种政治激进化。在美国，２０１４年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是，共和党是否将在１１月中期选举之后控制国会，如果可能的话，共和党是否将日益受到茶党激进分子的控制。共和党获胜加上茶党大举崛起，将成为巴拉克·奥巴马的噩梦，对他的最后２年任期造成巨大阻碍。

不过，也可能出现更有利的情景，让奥巴马受益，那就是经济走强，再加上他标志性的医疗改革的形象获得改善，确保民主党人控制国会中的至少一个议院。

在国际事务方面，主要的问题将是美国经济命运的温和改善，是否会改变人们的共有印象：美国不再是昔日的世界强国。

美国正在减少参与国际事务——今年整整一年，美国与其他国家一道从阿富汗撤军，将加深人们的这一看法。叙利亚内部冲突持续、伊拉克局势恶化，这两件事都是发生的几率大于不发生的几率，而它们将加深一种印象：中东地区正在遭遇权力真空，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外交奠基人以及美国本身现在越来越关注其内部事务。但还有另一种更为积极的可能性。如果奥巴马及其团队能够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冻结伊朗核计划，缓解战争威胁，那么奥巴马偏重外交手段、不愿动武将被看作一种优点，而非缺点。如果伊朗问题能实现突破，那将意味着，不仅经济方面的进展支持我们对２０１４年持乐观态度，地缘政治的积极进展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