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准”向“注册”进发

“公募基金多年来市场化的呼声终将在法律层面得到确认。”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在任10年之久的副总经理感慨。

此次基金法修订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基金募集的管理方式由“核准制”修改为“注册制”，而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要求监管机构在做出行政许可时做出实质性判断；而后者则要求仅用合规性形式进行审核。

“此前基金公司递交新品申请需要经过很多个部门，监管机构也需要根据市场控制新基金发行的节奏，多通道开放后很多公司抱着不掉队的思路更是滥用发行渠道，产品的盲目上线给自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信达澳银基金公司北京分公司人士分析。

目前，国内基金只数突破一千只，而基金产品创新更是步伐加快。在在监管部门“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思路下，此前已有一系列制度与公募基金的市场化呼应。

例如，今年3月2日证监会基金部下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基金分类审核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基金公司通过境内基金通道上报产品，不再按照固定收益类基金、主动投资的偏股类基金、指数类股票基金的分类方式分别排队，可以同时上报三只基金的募集申请，三只基金可以是同一类型，也可以是不同类型。

这是继基金多通道审批开放以来的又一市场化动作。

好买基金认为，“注册制”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性、高效性以及政府管理经济的规范性，因而是与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基金发行制度。同时，严格的信息披露，增加了基金公司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谨慎的投资判断。

也因此，从法律上确认“注册制”将改变以往申请人不能根据市场情况和投资者需求及时推出产品的尴尬。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江赛春认为，改为“注册制”使基金公司可以灵活地应对市场，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基金产品。尤其对一些有实力的基金公司来讲，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海通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娄静也认为，基金产品的募集申请在立法中正式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变，基金产品的行政审批权进一步放开。“注册制”的实现有助于改善基金公司竞相发行新基金以扩大管理规模，而不重视基金发行质量的现实，简化了新基金发行程序，节约了新基金审核时间和成本。

聪明的维权――理事会基金

“在关于基金组织形式上，草案颇有创意且聪明地创设了理事会基金，而他是与契约性基金本质上相同，操作方式不同的信托性资金集合体。”证监会基金部的一位官员解读。

确实，在去年基金法修订的征求意见稿中，我们仅看到了公司型基金和有限合伙型这两种新的基金组织形式。而在本次全文公布的修订草案中，前两者分别被“理事会”基金和“无限责任型”基金替代。

“理事会相当于公司中的董事会，是对基金内部治理结构有所强化增设的一个意思表达机构。”有专家解读。而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理事会型基金的理事会都不得直接参与或者干涉基金的日常投资管理活动。

确实，在过往的十余年当中，因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技术故障等给基金财产或基金持有人造成损失并不少见，虽然也有公司主动承担责任并给予持有人相关补偿，但事实上仍然欠缺强制惩罚措施。

“公募基金对投资者的法定保护机制较少，有必要借鉴公司内部治理的相关规定加以强化。一些特殊性质的公募基金如房地产投资基金，其自身运作特征与上市公司更为相似，也难以采用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北京的一位基金公司产品总监认为。

对于没有采用公司型基金，而是理事会基金，业内人士认为，解决了此前一直担忧的法律衔接问题。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吕红解释说，就国内的《公司法》而言，注册资本是确定的，不能随便变动，如果是一个股份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还需要经过政府部门批准。但公司型基金，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也许每天都有投资者进行申购和赎回，对于这些基金而言，其资本是不确定的。

“没有采用公司型基金的另一个考虑在于税收问题，如果实际操作中法律难以衔接，那么此前公募基金的一税制就难以得到保障，可能涉及双重征税的问题。”上述产品总监认为。

而草案对新型组织形式的设立方式、职权范围、选举方式、甚至费用来源等方面都一一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以便新型组织形式的基金成立后能够有法可依，不再存在适用哪部法律的问题。

虽然立法者为持有人权益的保护做出了权衡，但是也有业内人士担忧，类似这种理事会并非能真正发挥其意思自治的作用，或将沦为一个空壳。

草案规定：“对于理事会型基金，理事会议事规则和首届理事会成员均需要在基金合同中明确约定。”而在基金合同成立初期，理事会必然由基金管理人提名，并非能成为持有人利益的代表。

业内人士指出，国外立法中，类似基金对独立董事要求很高，其比例甚至要求达到75%以上，而在国内类似基金的具体操作细则还有待监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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