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8月28日消息：)乘客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却说刚用打车软件接了一个单子，因此拒绝载客。乘客一气之下，将司机告上法庭。昨天，全国首例出租车因使用打车软件接单而未搭乘路边乘客的纠纷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原告严某诉称，今年2月28日，他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东馆门口排队等待出租车时，看到被告上海锦江客运有限公司的一辆出租车停靠在附近的漕宝路习勤路口。此时，一位女子打开这辆出租车车门坐入其中，很快却又从出租车上下来。见状，严某立即拉开车门坐了上去，出租车司机却未搭乘严某。下车后，严某投诉了司机，但出租车公司认为该车辆已经使用打车软件接单，拒绝搭乘严某一事并不属于拒载行为。

　　为此，严某诉至法院，要求认定出租车公司违约，并赔偿律师费3000元及承担诉讼费用。昨天庭审中，围绕网络带来的乘客和现实中的乘客，哪个权利更应得到保障？原被告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法院将择日宣判。

　　双方辩论四大焦点

　　4月17日，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双方申请调取了证据。昨天，根据双方证据调取情况，法院正式开庭，双方围绕法庭归纳的焦点，展开了辩论。

　　焦点一

　　争议地点空车顶灯是否开启

　　原告严某认为，事发时，原告正在路口叫车，已经看到被告车辆亮着空车标志牌和顶灯，均为绿色灯光显示，表明当时车辆处于空载状态。

　　为证明己方主张，原告向法庭申请调查令，调查2014年2月28日16时10分至16时50分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东馆门口的监控录像。庭审中，原告反馈，由于相关单位监控保存有一定时间限制，现监控录像已被覆盖，无法调取。

　　但原告认为，被告公司提交的系争出租车GPS行驶轨迹和营运数据，能够证明打车软件乘客上车时间是16时50分左右，在此之前，该车应当处于空车状态。

　　庭审中，原告发问:“被告出租车顶灯的后台控制系统何时与嘀嘀打车软件同步？”

　　被告称:“现在正在逐步统一。纠纷发生当日，被告公司车辆顶灯没有与嘀嘀打车软件同步标识。”法庭询问中，被告称，按照其掌握的情况，当时空车顶灯标志没有开启，但是前排空车牌并没有翻下。

　　原告认为，短时间内先后有2名乘客登上出租车。按照常理和交易习惯，如果停运或者顶灯关闭，不可能有两人搭乘。

　　焦点二

　　软件接单与原告上车孰为先

　　被告借助法院大屏幕，现场出示车载GPS运行轨迹电子证据。被告认为，该证据可以显示，嘀嘀软件接单时出租车的位置和使用软件乘客上车时车辆的位置，证明涉案出租车接单时间为16时44分47秒左右，也就是说，16时44分左右，该车尚未到达本案争议地点时已经接单。

　　原、被告双方确认，系争出租车16时50分左右停靠在漕宝路习勤路口。停靠后，共有1女1男2名乘客先后表示出搭车意愿，2名客人上车下车总共花费的时间在2至3分钟，在男子和出租车司机沟通过程中，通过嘀嘀打车软件叫车的女乘客打开车门上车。被告称，无法确认该男子为原告。男子上车后，驾驶员已经给他说清楚，在等客人。

　　焦点三

　　出租汽车运输合同是否成立

　　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出租车客运合同具有强制缔约性质。而本案发生前，被告车辆停在路边，处于空车待运状态，原告拉开车门坐上出租车时，双方合同即告成立，被告必须按照原告要求，将其运送到目的地。根据《上海市出租车管理条例》，此时拒绝载客应当认定为拒载。

　　被告指出，相关部门规定早晚高峰出租车司机不得使用打车软件，但这一规定3月1日才开始实施，本案纠纷发生2月28日。同时，根据上海市有关打车软件的政策，司机使用打车软件未违反相关规定。本案中，如果驾驶员向原告问询目的地后拒绝，则构成拒载。但被告驾驶员直接告诉原告，在等待使用软件搭车的订单客户。原告知道后也自愿离开车辆，故合同未成立。原告则认为，早在2014年之前，上海市关于出租车客运规范和管理的相关规定已经明确，不得使用加价、预约服务的技术产品。

　　被告强调，拒载和合同是否成立是不同概念，本案不存在扬招情况，而是司机主动到路边等待履行合同。在路边停靠出租车有多种可能性，比如司机休息等，因此不能一概认为上车合同即成立。

　　焦点四

　　被告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指出，在原、被告合同已经订立的情况下，被告没有履行义务，将原告搭乘到固定地点，已经构成违约。

　　原告同时指出，使用打车软件不构成违法。但是，使用软件不能成为拒载原告的理由。打车软件与被告后台控制系统联网后，一旦软件接单，顶灯应当显示电调，或者关闭，否则被告应当承担相应风险。

　　被告指出，驾驶员是承包经营，与嘀嘀打车直接签订软件使用合同，使用软件接单合乎法律规定，并非出租车公司所能禁止。被告公司不存在违约。

　　庭审最后，原告希望法院能够结合庭审意见支持诉讼请求；被告则要求驳回原告所有诉请。

　　本报记者顾一琼通讯员李鹏飞

　　“家训家风”研讨会上，专家认为

　　父母身教比言传更有效

　　如今信息化社会，如何重建家训文化？如何让家训“活”在当下？昨天下午，市文明办、市妇联、市伦理学会等共同主办的“家训家风与文化传承”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新时期，治家智慧需要更多的身教。

　　市伦理学会副会长邵龙宝指出:一些年轻父母已淡忘了做人的信条，不知道祖先流传下来的治家理念、规矩和智慧。他认为，家庭是孩子人格培养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人际关系的训练所，年轻父母应当首先将自己塑造为有良知的人，然后带领孩子充满活力和爱心地应对生活。

　　“做父母的应当先问问自己‘喜欢现在的自己么？’，如果不喜欢，怎么要求孩子能表现得更好呢？”1881台湾职业女性联谊会会长李悦心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她看来，父母的身教要比言传更有效。她举了个身边的例子:公司里有一名高学历的实习生，在给客人上茶时，一只手举着茶杯“戳”到了客人面前，让对方很是尴尬。事后，李悦心提醒他，送礼或接物都应该用双手以示礼貌。实习生惊叹:“学校里没教过，家里成员间相互递东西也都是‘单手操作’。”

　　现场还有研究学者指出，网络、智能手机已影响到家庭文化的构建，吞噬了亲子情感交流和父母对子女的施教时间。

　　研讨会现场，奉贤区委副书记袁晓林也介绍了奉贤区好家训好家风培育活动。据悉，奉贤区近年从区、镇、村三个层面开展好家训治家格言和好家风小故事汇编，开通了“好家风”培育工作网络平台。截至今年7月，全区共征集家训73901条、家风小故事5558个。精选家训格言和家风小故事，提炼完善形成《贤城家风传小故事》汇编本。本报记者顾一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