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月可能会被作为这样的一个时刻被人铭记：美国丧失了作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地位。

　　确实，以前美国也曾多次遇到过挫折时期，在那些时期里美国的行为几乎就像是个多边主义者，比如说1971年令人震惊的尼克松事件，其结果是终结了美元兑换为黄金的可兑换性。

　　但我想象不到自尼克松废除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体系以来有什么事件能跟中国筹建一个大型的新组织加之美国没能说服数十个传统上的“盟友”——其中第一个是英国——不要加入这个组织相提并论。

　　战略战术的失败并非一日之间就形成的，而这种失败应该让美国对其处理全球经济的方法进行一次全面的反省。中国的经济规模现在已经能跟美国媲美，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至少一半，这种形势下全球经济的体系结构需要一种重大的调整。 而在美国，来自于各方的政治压力已经让这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功能失调。

　　美国没有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治理改革措施，而这种改革恰恰是由美国自己在2009年开始推进的。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来自右派人士的阻力，其结果是让美国在世界上变得孤立。通过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这种变化原本能够提振全球经济信心。而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会让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在该组织中获得与其经济规模相当的投票权。

　　与此同时，来自于左派人士的压力则给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带来了普遍的限制，这些项目是通过现有的发展银行进行融资的。其后果是这些项目遭到了削弱，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逐渐开始将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视为其主要的外部融资需求。

　　由于美国没有履行其承诺，而美国支持下的政策则阻碍了其他一些国家想要通过现有国际组织提供或获得的融资，这就给中国扫清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为“亚投行”）的道路。

　　对于中国方面提出筹建亚投行计划以后美国本应采取的战术方法，尚有争论的余地；但现在更大的一个问题并非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美国的领导人应该将以下三条警言铭记于心。

　　首先，美国的领导层必须拥有两党基础，避免伪善，并且不应局限于追求自我利益。只要两党之一反对几乎所有贸易协议，而另外一党则对为国际组织提供融资持抗拒立场，那么美国就将无法塑造全球经济体系。

　　当美国的官员要求其他国家调整其政策时，后者肯定会有一种挫折感，这是无可厚非的，它们只会坚持认为国家级的监管机构、独立机构和广泛的司法行为并非美国官员的管辖范畴。当外国企业认定美国的行动存在不合法律的问题时，情况就更是如此。

　　美国领导权的合理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抵挡住滥用这种权力来寻求狭隘利益的诱惑，哪怕这种利益看起来有多么吸引人。如果我们过于咄咄逼人地显限制美元的使用，只是为了寻求实现某种安全目标，那么就无法保持住美元在国际体系中的首要地位。

　　其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全球政治中，中产阶层都是最重要的。有些时候，全球议程看起来普遍地综合了精英阶层有关知识产权、投资保护及监管和谐的考虑以及有关贫困现象的道德考虑，但却几乎没有为中产阶层说话。在工业国家中，不为劳动阶层服务的做法从长期来看很可能是行不通的，而在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中也是一样。

　　再次，我们可能正在走向这样的一个世界：资本丰富，通缩压力很大，需求则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变得短缺。

　　市场目前预计，到2020年时大型工业国家的实际利率都不会达到远高于零的水平，而且到那时通胀目标预计也很难实现。在未来，首要任务必须是促进投资，而不是采取财政紧缩措施。

　　从目前的体系来看，调整的义务落在了借债国肩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对称的体系，能让盈余国也同样承担这种压力。

　　对美国领导人来说，这些警言还只是开始而已。其他一些问题则包括全球公共产品、以当前时代所需要的速度和透明度来采取行动、以及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之间彼此合作等。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过去一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事件不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点，而是视为一种有益的“警钟”。

　　（本文作者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是一名教授，他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并在1999年到2001年之间担任美国财政部长，随后在2009年到2010年之间担任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