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观察】从盛宣怀到马化腾：信息入口应当如何管理？

　　130年前，盛宣怀利用其掌控的电报系统打垮了胡雪岩。130年后，民智已开的今天，马化腾对微信强大入口能力的利用，该如何评价和限制？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这个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现今社会已经成为常识。今天，几乎小学生都知道，一旦“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就几乎稳操胜券。

　　那么问题来了：信息都已经这么重要，传播信息的渠道呢?

　　今天惊闻，被很多高端人士推崇的Uber，在微信中的15个公众号及个人号被腾讯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原因封闭。

　　对此，作为Uber中国最大竞争对手滴滴(在不久前的滴滴、Lyft、Ola和GrabTaxi结成“反Uber包围网”之后，可能要将这个称呼改成“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背后的金主，腾讯自然是遭到不少舆论的指责。

　　然而，对此，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他同宿舍的男生曾经借了他的一套西服和奥迪A6汽车(2000年左右学校有车的人凤毛麟角)，最后发现是去和我的这个同学正追求的女生去约会。此事后来发展并不美好，但我的这个同学的一些过激行为其实并没受到多少指责。

　　两件事情有何异同?事件的过程逻辑相似，唯一的问题在于，微信公众号和西服汽车，貌似并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西服汽车是毋庸置疑的私产，而微信公众号，或者说微信公众号背后的计算资源和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的内容传播载体——微信APP，到底是腾讯的私产，还是群众的公共资源?

　　对此，我想先讲一个过去的故事。

　　1879年，李鸿章和“官僚资本第一人”盛宣怀曾经有过一次密谈，盛宣怀劝李鸿章兴办电报事业“急起图功”。殊不知，两位的老对手，左宗棠和“红顶商人”胡雪岩也看上了电报这个新生事物。左宗棠率先上奏，备言设办电报、自强兴国之利，希望朝廷能允许他在两江境内架设电报线路，开展电报业务，貌似抢了个先手。

　　然而，左宗棠还在和守旧派在朝堂上争执，李鸿章却暗中在自己掌管的大沽到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短途电报线，并在建成之后邀请了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等宗室大臣到场观摩。

　　这放在今天，就像是两家企业去争同一个风投，其中一家企业还停留在商业计划书的阶段，另一家企业却已经开始搞产品展示会，风投投谁，几乎没什么悬念。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胡雪岩一度想抢下长江流域的电报架设，但被盛宣怀化解。整个电报系统落入盛宣怀的掌中，成为胡雪岩败落的伏笔。

　　1884年，盛宣怀通过对胡雪岩与各地分号以及左宗棠的电报往来监控，几乎完全掌握了胡雪岩的买进卖出情况。抓住时机，趁胡雪岩大笔流动资金积压在蚕丝上的时机，对其进行狙击。当胡雪岩做中间人向汇丰银行所借一笔八十万两款项到期，因垫付而资金吃紧之时，他通过电报发觉了胡雪岩的调款举动，随即用电报向各地散布“胡雪岩蚕丝生意大赔，阜康银行(胡雪岩私产)面临倒闭”的谣言，引发挤兑。而胡雪岩向左宗棠发出的求援电报却被盛宣怀严令扣下，身在北京的左宗棠对此毫不知情。

　　就这样，阜康银行在挤兑潮下轰然倒闭，一代商圣胡雪岩连房产地契都抵押出去，一度呕血昏厥。次年，胡雪岩病逝。

　　电报与微信，同样是在其所在时代最快捷、便利的通信方式之一，同样是当时普罗大众了解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之一，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民众想要“不落伍”所需要的必需品。

　　有趣的是，早期电报总局是绝对的国资企业，“官本官办”，而盛宣怀为了能使其商业化运作，出拟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对电报局行事章程做出了种种规定，从而完成了电报总局“混合所有制”改制。但毋庸置疑，无论是资本性质，还是章程规定，电报总局都带有非常明显的公共服务特性。然而，盛宣怀利用电报总局做出的一系列商战行为，在今天也并未被普遍认为是“会死于封闭”，反而被一些教科书视为经典。

　　而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腾讯此次只是封禁了公众号，并未窥探、封堵Uber员工传递的信息，对微信强大入口能力的这种利用，该如何评价?

　　实际上，虽然马化腾、李彦宏、马云等互联网大佬，都提出过，自己会提供“水电煤”式服务，也即公共服务，但其企业的商业模式、股权结构等角度来看，其仍然不具备公共服务运营主体的很多特征。这种背景下，出现“微信封禁支付宝红包”、“360强制删除QQ”等各类型的“绑架”事件，也就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不容忽视的是，今天真正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服务中，“公共服务与商业利益的平衡”仍是大量学者、官员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很多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那么，对于已经起到不逊于“水电煤”的公共服务的作用，却还属于企业经营范畴的一些互联网服务，到底该如何管理?

　　让我微笑着借车和西服给你显然不现实，因为我不借就没收我的车和西服更是毫无道理;然而，微信，或者微博、贴吧、BAT的各种云服务，是否应该对经营主体的商业对手一视同仁、笑脸相迎?相应的服务，如果已经成为大多数公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否就能够强制纳入公共服务管理，限制其商业行为?

　　笔者并没有答案。

　　(本文关于盛宣怀、胡雪岩商战的部分素材，参考了《触电的帝国:电报与中国近代史》(马伯庸、阎乃川)、《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电报与清末时政》[(美)周永明]，特此致谢)